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筹建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和东北人民政府双重领导。1952年春天，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武衡同志带着杨连贵(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计划处长)和我到东北工业部汇报。内容是关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筹建计划。王鹤寿部长、吕东和安志文副部长亲自主持，秘书长袁宝华也在座。其中第一个筹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下属的研究所就是金属研究所。武衡同志提出，金属研究所的政治思想工作请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党委领导并提出派一名党员政治学习组长。会后，我便被派到所筹备处，筹建处当时在铁西东北工学院（后来的沈阳工业大学旧址）内。最初，我们只能成立一个党团小组，我为组长，和临时来支援的总务股贾股长（党员）、刘志固、王其闵等团员一起过组织生活。高景之同志是当时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党委书记是我们的领导。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行政处处长靳华栋同志是长征老干部，他们两人都曾来参加和指导我们所的“思想改造”政治学习。参加过苏联远东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陈柏川同志负责基建，老红军时期的党员张旗同志不久也从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派来负责金属所行政科，在八路军工作过的姜运升同志负责金属所人事科。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从无到有的新所，而且是和钢铁工业密切相关的一个科研所，党和政府特别重视。51年就分配来了李铁藩等研究实习员，52年9月，中国科学院重点分配来了20多名研究实习员，90%是党团员，其中1/3以上为党员。大大加强了研究所的年轻力量，活跃了所里的政治空气。徐曾基、王仪康、张顺天，徐作华、陈拱诗、田德诚和柴璋等就是这时分配来的。他们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服从分配，什么样的工作都积极承担，成了科学家们的得力助手。跑基建，跑器材，整理图书，筹备工作搞得热火朝天。事实上，后来十多年，我们所的大学毕业生都是派人到各重点大学选来的。筹建期间另一部分青年来自长春、大连两个所调过来的分析、窑业和选矿室。他们中有刘静宜（当时唯一的中共党员洋博士）、韩跃文、赵世荣、张炯、毛钜凡、杨乃庚和钟玉振等。从南方调来的党员还有刘成器，陈存之等。

　　董晨副所长是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二九’时代的老干部。他来以后就成立了以他为支部书记的党支部，工业检验所的副所长是副书记，姜运升和我是支部委员。我兼任了本所第一任青年团支部书记。董晨同志从大连调来了丁光明和青年团员孙大正、王景蕴和易振维等同志，分别主持人事科、器材科、俄文教学、和基建。董晨同志在我所工作时间不长，两个月后就调到北京国家计委去了

　　高景之同志是1953年初来所的。她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入党的地下党员，全国解放前曾经在延安、重庆和桂林等地为党工作，是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1956年‘八大’的代表。由于工业检验所停办，金属所成立了以高景之为书记的党支部，我为副书记。她没有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带来一个干部，不仅工作抓得紧，而且关心我们的生活，经常问长问短。她在本所担任副所长的工作时间很长，团结教育了一批老科学家和青年，并发展他们为党员，选送了几批留学苏联的科技骨干。她常常为出国规定的条件太苛刻送不出去更多的人而苦恼。在当时极左路线下，运动一来就被迫违心地检讨右倾。她常叹息：“我为什么看到知识分子有那么多优点！”1966年文革初期，她被迫害含冤自杀，是金属所的一大损失。金属所的历史不会忘记她。

　　有的党团员同志由于当时工作需要脱离了专业。默默无闻地干了一生的科研管理等工作。还有的党团员同志后来去支援了三线，隐姓埋名，安家山沟，为两弹一星做出了贡献。还有些党团员由于各种原因调到其他单位工作去了。他们大多是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名牌重点大学的高材生，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奋，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如果他们有现在稳定的环境和机遇，有国际交流的好条件，也未尝不可能去角逐国家的各种荣誉称号和奖励。然而他们当时服从了建所的需要，以低工资的收入，为筹建本所奠基、植树和种桃。现在他们都已过古稀之年，不再有机会参加学术上公平的竞争。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说得好：“一个人的发展主要看天资、勤奋和机遇”。我看，在社会变动很大的年代里，每一个人的机遇会很不一样，以后的发展也就不一样，但他们所具有的崇高革命理想则是一样的。譬如，设想1978年我所不回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像准晶、内耗等这样的基础研究，在以排产会来定研究计划、以物理测试为主要任务的研究室开展，不可能得到在中国科学院内那样的重视和支持。有的同志现在虽已年老，还壮心不已，以不同的方式为社会和祖国继续发挥作用。以前有一句话：“只要在年迈的时候，回首往事，没有虚度年华，也就无愧于一生了”。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缺少的，金属所的历史不应也不会忘记他们。

　　1953年3月1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正式成立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新所，从1951年秋到成立只化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是和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党的威望和全体党员、团员和职工的努力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