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切身感受最深的，就是科研体制的变化。

　　以前我们总是等题目，看国家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急需一种金属材

料，而这种金属材料实验必须在高压高纯的氢气环境中进行。但是当时我国并不具备制备高压高纯度氢气环境做材料试验的能力，中国科学院金属所承担了这个任务。试验过程是比较危险的，一旦控制不好氢的浓度就容易引起爆炸。我们制氢从最原始的锌加稀盐酸的方法开始，发展到用储氢合金放在高压釜中获得高压高纯氢，进行试样充氢的实验，为了保证安全就把所里原来的花窖用钢筋水泥加固，全用防爆开关，再在房顶上安一个放气阀。说实话，每次充氢实验时，都会紧张得睡不着，后来就逐步改进和完善。

　　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后，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逐年递减。原来我们常开玩笑说，老所长李薰先生到院部桌子拍一拍、棍子戳一戳，科研经费就来了。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多少让我们这些习惯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感到无所适从。当时，很多研究机构片面地理解“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含义，简单地放科研人员个人下去办公司，导致研究力量分解涣散。我们所的同志经过研讨得出结论，金属所不能走这条路，必须依靠集体力量争取科研项目。我们陆续争取到了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和世界银行的贷款，稳定了队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们知道国家一些重大项目都要完全依赖进口，觉得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军工领域，必须拓宽渠道，多和企业接触，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顶替进口，引领企业的发展。这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2002年，我们以计算机模拟技术为突破口，同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签署协议，合作开发生产大型铸钢支承辊。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成功了，后来发展为“可视化铸锻技术”。如今，这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型船用曲轴、三峡水轮机转轮部分铸件、核电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等关键部件的铸造和锻造，推动了我国铸锻业的跨越式发展。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在我的工作中也深切地体会到，虽然存在风险，但只有把科研同企业需求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产学研的无缝对接。因为只有企业了解市场，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很多技术研发也必须有企业支持，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而对我们来讲必须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不断地学习，急企业之所急，才能解决困难解决实际问题，而能够满足国家需求，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讲述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记者毕玉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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