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卉
没有争取经费的压力,考核也不与任何利益挂钩。在评价体系中,国内其他研究单位和大学广泛依据的经费、文章,这里几乎不提。不会按照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兑现奖金,也不会根据获得经费的多寡来发放什么提成。而只关注代表性研究工作的原创性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日前,在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英文缩写为SYNL)成立十周年之际,《科学时报》记者在这里感受到她的与众不同和超前。
“文化氛围好,我们这里真正是沙漠中的绿洲。”该实验室主任助理、材料疲劳与断裂研究部主任张哲峰博士表示,“其他地方也会有绿洲,这样的绿洲多了,连在一起,就会改变这个社会的科研氛围。”
最初就参与实验室筹建的实验室主任助理、非平衡金属材料研究部副主任徐坚,以及最初就加入实验室的磁性材料与磁学研究部主任张志东博士,谈到在这里的工作,都用“享受”来概括。
张志东在科学网博客题记留言:在一个浮躁的社会和纷杂的年代,在心灵深处保持一片宁静的时空。实际上这句话也可以概括这个实验室的状态。
这里所追求的是真正励志于科学研究的人向往的那种理想、纯净的氛围和工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和学术影响力,即便是材料领域的国际同行提起来也满是羡慕、赞誉。
实验室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一点便可一斑窥豹。比如实验室有13人分别在31个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任职,材料领域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国内编辑(Editor)几乎全部出自这里。实验室研究人员荣获的各种国际学术奖励及荣誉达十余项。
其中,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柯于2006年出任美国《科学》周刊的评审编辑,成为首位担任这一刊物评审编辑的中国科学家。四年过去了,目前他仍然是其中唯一的华人。卢柯还当选美国材料学会Fellow,并应英国剑桥大学邀请作Kelly讲座。实验室先进炭材料研究部主任成会明博士荣获美国碳素学会Charles E. Petinos奖等。
应运而生的首个“国家实验室”
改革开放以来,为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水平与整体实力,政府依托于高等院校、行业科研机构和中国科学院相继建立了一批不同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State Key Laboratory),并制定了“开放、流动、竞争、联合”的指导方针。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在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相继建立了“固体原子像开放实验室”、“材料疲劳与断裂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快速凝固非平衡合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在1997年国家对27个工程与材料科学类重点实验室评估中,上述三个实验室分列第五、第六和第二位,成为我国材料科学研究领域内颇具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代表性实验室。
但评估也使得一些问题浮出水面。诸如,在一个研究所内同时存有这么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各自的学科单一,管理不便。在原有基础上,能否整合成为一个体量更大的实验室,能否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实验室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建立具有相当国际竞争能力的高水平实验室,进而产出更多跨学科的科研成果?
就材料科学领域而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材料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材料科学与技术在工业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在美国、日本和德国,很多材料研究机构不仅对该国材料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起着支柱性作用,也成为显示国家材料研究实力的重要象征。
有鉴于此,国家科技部等主管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对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改革与整合开始有所考虑。根据材料科学的发展态势,材料科学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1998年4月,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开始形成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几个重点实验室作为基础,建立“沈阳材料科学国家实验室”的构想。
2000年10月27日,科技部下发“关于组建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的通知,决定在金属所快速凝固非平衡合金、材料疲劳与断裂、固体原子像三个实验室基础上组建成立“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2001年6月28日,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正式挂牌成立。
建立这个国家实验室的目标就是,以国际材料科学发展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目标为导向,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材料科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高级人才培养、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地,为我国高性能材料及相关技术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发展,不断提供自主创新性研究成果及知识与技术的储备,在材料科学领域做出具有国际水准及影响力的创新性工作。
在批准建立这一首个“国家实验室”之后的几年里,其他学科领域的几个国家实验室也相继步入筹建阶段。
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汇集了该所从事基础研究的主要团队,在体量、经费、人员上,约占整个研究所的1/4。除了这部分从事基础研究的队伍之外,金属所内还有“先进材料研究发展中心”、“材料环境腐蚀研究中心”等针对国家重大需求、工程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单元。近年来,除了以基础研究作为主导之外,实验室也部署了一些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性应用研究。
2001年8月,金属所顺利完成所级领导班子的代际转移,36岁的卢柯博士出任所长,组建了以青年科学家为核心的所领导集体。而实验室也同样过渡到以一批“60后”青年科学家领衔的研究团队。
“我们认为正确的科学研究标准”
回顾取得今天的状态和成绩的原因,卢柯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起到核心、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坚持了正确的科学研究的标准。”
科学研究有它自身的规律,不恰当的评价和标准对科研工作是误导,怎么可以使科学研究走得更好、更远,这也是他们团队一直在不断研究、学习和探讨的。
其一,不以SCI论文为导向。SCI论文评价10年前就在学界风行,但卢柯一开始就提出重质而不是重量。而且实验室对有些一年发表文章太多的研究部,还会建议把文章数量降下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写太多论文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状态”。
对于各研究部主任,最基本的年度工作总结不是数数大家发了多少文章,而是要回顾大家在这一年或过去几年里解决了什么重要科学问题,对国际学术领域或材料技术研究领域有什么推动作用。从2001年底至2009年底,这样的年终总结例会已经经历了9次。部主任们的感觉是,“讲一个‘故事’,比数论文数的压力更大。有一个‘好故事’并非易事”。
其二,不评优。在总结时,只针对科学问题进行交流。交流中大家自然能感受到做得好还是不好,而不与奖金挂钩。“我们没有任何奖金,真正的科学家不应由奖励而产生科研的动力,而是有他内在的动力。”卢柯说。
其三,大量的学术交流,包括每年分别百余人次的室内研究人员出访和国外学者来访。
实验室里,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咖啡厅使用率非常之高。很多时候,非预定而不能得。
在国际交流方面,为了鼓励学术交流和高水平的合作研究,实验室和金属所联合设立了以金属研究所首任所长、著名冶金学家李薰先生冠名的“李薰奖”(包括讲座奖、研究奖和终身成就奖)和“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基金”,用于资助国内外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来实验室讲学、交流和短期工作。2001年~2009年,实验室共接待国内外来访学术交流1534人次,作各类专题学术报告415人次,其中“李薰奖”授予59人次;成功主办专业国际会议16次。
不定期的“研究部主任论坛”是实验室的品牌系列学术活动之一,颇受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们的欢迎。该论坛的时间选择在学生们晚餐后,由某一研究部主任作主题报告,之后是师生互动的“火爆”讨论。论坛的话题包括,科研中的选题、某领域的发展动态、历史故事、科研方法等。
此外,每个研究部基本都有自己不同形式的讨论会、讲座会,同时还有研究生层面的交流活动。许多灵感的火花就是在一场场交流讨论中迸发出来的。“在交流中,同时也会帮助理清自己的思路。”徐坚说。
其四,按国际规则,实现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实验室对多学科共用的大型仪器设备管理进行了整合,成立了“公共技术服务部”,实现仪器设备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技术支撑队伍的专业化,实现了对大型仪器设备的“公管、共享”。专业技术队伍的任务是对仪器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确保正常运行,对使用仪器设备的研究生进行指导、培训,大大提高了研究生的实验技能,实现了仪器设备的满负荷运行。
此外,在原有的技术队伍中,不断引入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进一步提高了技术支撑队伍的整体素质。
对于有些大型仪器设备,不是每个研究部门都养得起、维护得起,在使用上,以前拥有所有权的部门有优先使用权和一定的免费机时,在维护、消耗方面现在也省了心,也就“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了”。
其五,重大事宜实行“实验室管理委员会”机制(由室主任、主任助理、各研究部主任组成),会议民主决策,公开透明。
张志东认为,这一制度类同于国外大学里的“教授治校”,部主任有自治权力,虽然实验室主任有比较大的主导因素,但具体工作和做法通过会议这个比较好的运行机制来管理。而且大部分部主任,能够将精力主要用在科研上,没有太多的行政事务。
其六,不断拓展和优化学科方向。
包括实验室的组织形式,他们一开始就设立了研究部下设研究组的模式。卢柯表示,研究组的体量相对小,而以材料科学的特点,如果只做材料研究的其中一个环节,很难有真正突破创新的工作。希望队伍做得大,在材料研究整个链条上都有所部署和创新。
10年来,实验室不断优化学科方向,坚持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相结合,经典科学问题与热点问题相结合,学科覆盖面不断拓宽,体量逐步增大。比如,为了进一步加强为国家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提供决策咨询能力的建设,2009年4月,建立了材料发展战略研究、材料基础数据和材料失效分析3个中心的。
现在,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涵盖材料制备与加工、材料结构分析与表征、材料设计与计算模拟、材料性能评价与使役行为等。同时拓展战略研究,满足工业部门对材料基础数据和技术的需求,丰富了实验室职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实验室这个平台使大家的心态有很大改变。“做基础研究,不在国家实验室很艰难。经费上朝不保夕,学术上缺少交流,很孤独。学生们的感觉也浮躁。进入实验室,大家的心态就平和多了。”徐坚说。
“没有生死之忧,不再因争取经费而总担心下一步自己的研究是否能够维持。队伍能够做比较长线的工作,不是一味地为了申请经费而做短线的工作。”张志东表示。
让张志东感觉非常好的还有一点,包括从实验室成立之初的行政人员,金属所的行政部门,整体都在发挥服务作用,服务于科研,而不是凌驾于科研人员之上,这也让科研人员有相对轻松的心态。
良好的氛围同时还体现在对学术实力认可的公平、公正。张志东说,对于专业职称聘任(提职)来说,研究所整体上学风好,有实力者,绝对能上。年轻人只要做得好,不需要后台、靠山,早晚能得到认可。
回顾历史,让卢柯欣慰的是,在外界环境非常复杂多变、外界影响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能通过制度规则的制定和服务让这个群体取得事业上的进步,向正确的方向行进。
实验室10年的持续发展也是整个科学界一个缩影。这也说明国家经济、科技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
让卢柯欣慰的还在于,这批年龄大致相当的学术带头人,生活、工作背景、关注方向不尽相同,但学术理念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有了这种前提,就比较和谐,没有内斗。有问题都是以协商的方式解决,都是往一个方向走,这一点很难得。这是无论体制还是研究成果方面有突破的一个先决条件。”卢柯说。徐坚将之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大家讲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
分析实验室10年发展历程,张志东认为,这也是回归科学研究的本质、正本清源的过程。
张哲峰表示,方方面面的良好文化氛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对于未来发展,为了进一步吸引和储备优秀青年人才,2008年3月,实验室设立了“葛庭燧奖研金”计划,为国内外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提供在实验室开展高水平研究工作的平台以及宽松的学术环境。
徐坚说,“不断注入年轻人,这个团队才能持续保持活力。给年轻人独立做研究的机会,去经历,去成熟,培养未来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已有5位优秀青年学者获得资助。
基础研究一方面追求的是对自然的认知,同时也是技术革命的源头。基础科学的成果在许多情况下很难马上回答有什么用途,很难预知会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会做到什么程度,但卢柯希望,还是要继续坚持这样正确的深层次的科研标准。
徐坚也提出实验室进一步向高水平发展受到政策体制上的制约,比如人员的劳务费用工资在财务上的支出没有出处。这已成为目前科学界普遍呼吁的一个问题;现在研究经费的分配以及经费导向的研究活动,极其不利于产出真正的原创性成果。“最好的人不要让他把时间用在争取经费上,而是充分用在科研上”。
“从国家层面上,平台建设应给予稳定支持。” 张志东表示,虽然有一些科学界人士行为失当,但政府部门应该相信,相当多的科学家并不想浪费自己的生命,真正想做些事情。应提供长期稳定的平台支持,让科研人员静心,会慢慢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2010-10-29 A4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