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84年，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了第6个年头，我们金属研究所当然也是如此。在前几年的改革中，所里不断出台了一些方案，改变了不少多年沿用的规则。最主要的是因上级拨款逐年相对减少，而且面临着断绝“皇粮”的压力，所里规定，除一些公共试验室外，大部分课题组采用了经费核算，根据各组的收入控制其支出，若超支了则该课题不能运行。经费使用不能吃大锅饭了，各课题组用钱能省则省，再也不敢大手大脚了，不仅领用实验材料要精打细算，即使出差甚至领办公用品也得考虑考虑是否必要。但所有人员的工资基本上还是由所里按老办法统一发放。这些改革虽然起了一些作用，但对所里的触动不是太大，课题收入少的只要开支紧一点仍可以太太平平地过着，没有很大压力，各课题组或部门人员基本上没有变动，人浮于事、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科研工作也就难有太大的改观。

这个时期改革已进入了关键时刻，必须采取更大力度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下一步怎么办，这是摆在所领导面前的一个迫切课题，也是所里大部分人员在思考和期待的。当时的徐曾基所长经过思考后和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在“人”字上做文章——从人员变革中深化改革，就是定岗定员，课题组根据本组的经费来源和工作需要确定人员，人员采用聘任制，分级下达聘书，所里聘任室主任，室主任聘任课题组长，课题组长聘任课题组人员。全所人员可以自由组合，跨组跨室进行聘任，课题组人员由所里收取“人头费”。行政和服务部门也由所里定员，负责人则竞争上岗。这确实是大手笔，也是大难题，但这个难题必须解决。这样一来，根据定员，有的室、组剥离下来的人员甚多。这是建所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员变动，在所里掀起了轩然大波，造成一次大震撼。很多被剥离或未拿到聘书的同志，立刻感到十分紧张，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当时对未被组合人员，似乎还未提不发或减发工资的问题，只是称为“挂起来”，但若人一挂起来，脸面就有点挂不住了，也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担心，所以他们一方面忧心忡忡，同时也牢骚满腹，觉得原来平平安安，安居乐业多好，是多年行之有效的惯例，现在这么一折腾，都乱套了。这时所长就首当其冲了，有抱怨所长的，有找所长谈的，质问的，所长也没有办法，对于自己和其他领导共同制定出台的改革方案，当然必须要坚定地执行下去，对于找他谈话或发牢骚的同志，只能安慰或解释，让他们重新组合，寻找自己适合的岗位，鼓励其振作奋起。一段时间寻找新的工作岗位，就成了一些同志的迫切需要，人们奔走相告，有推荐的、有咨询的，有传递信息的，就连我这个小小的课题组，因新接受了一项攻关任务，也有好几位同志找来要求加入，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只接受了一位同志。

这种改革措施，执行过程中虽然当时阻力很大，困难重重，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最终结果虽然不能说完全达到了理想的境界，但基本上达到预期目标。那些被分流出来的同志后来也都想通了，他们或转到其它研究室、组，或搞开发，或去三产，也都各得其所，很多人收入比以前还有所增加，心中也畅快了，感到还是改革好。这次人事大震撼之后，加之配以其它改革措施，所里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人员配置更合理了。因是自由组合，不像原来那样由所里“乱点鸳鸯谱”，各组成员之间意气相投，合作得更愉快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工作责任心更强了。另一方面，人们有一种紧迫感，感到工作压力大了，铁饭碗变成玻璃碗了，弄不好就会打破－－有解聘的危险。同时主人翁精神也增强了，人人积极上进，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起色。各课题组积极主动争取项目，克服各种困难完成科研任务，由于横向和纵向的项目都多了，所里科研经费也有明显增加。行政和服务部门也转换角色，以为科研服务为宗旨成为其共识，全所面貌焕然一新。这也为以后的进一步改革开辟了道路，自此以后相继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贯彻起来就顺利多了。

这是我所自建所以来开人员聘任制之先河，科学报的记者为此采访了当时的徐曾基所长，对金属所的改革作了长篇报道，肯定其方向正确，魄力大。现在人员聘任制已成为常态，部门负责人都竞聘上岗，每年都有人被解聘和局部重组，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的，并没有人感到这是丢人的事。回想当时的情景，深知人们的观念转变之大。由此可见，一种陈旧的观念或体制，当其一旦成为定势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后，即便它不科学，阻碍事物的前进，你想要改变它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且时间逾长，则积习逾深，惰性逾大，要想改变就必须花大力气，一旦改变，新事物就能迅速成长，推动工作快速前进。

作者：董祥林（离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