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一晃我到金属研究所已55个年头了，其中至退休前工作了四十余年。和我刚来时相比，金属所变化之大真可谓天壤之别。记得刚来时我所草创才六年，一切皆不完善，虽然局部已较正规，但院内房屋很少，仅有一座三层大楼——西大楼（西大楼在上世纪90年代增加了一层，现称为李薰楼）；另有一四层的金属学院正在建造中（就是现在的东大楼），其它是一些平房。院子里空地很多，偏僻处有成林的大树，遍地的荒草，还有大片菜地。院内和院外并无围墙之类间隔，只是在周围挖了一条沟，挖出来的土堆成一条埂儿，算是界线。不仅我们院子里有点原始，我们所在的附近地区也正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阶段，处于半农村状态，菜地和农舍占了很大比重。我们院外四周都是土路，没有一条柏油路，也没有公交车辆，要上街得走到气象台那里去坐无轨电车，那是附近的唯一公交车。

与外部环境原始相应的是，研究工作的设备也很少且很简陋，建国初期外汇有限，加之西方封锁，只能从前苏联和东欧进口一些仪器，大部分实验设备是由自己动手设计加工的，甚至连磨金相的转盘都是如此。

当时研究人员的学问和能力处于两极状态，差别悬殊，一极是解放后包括李薰、师昌绪所长等在内的从西方回国的科学家，加之少量国内解放前的科学家，正副研究员共十五、六人。他们的水平高，不仅是学术带头人，也是所里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没有他们我们工作简直不知从何着手。他们也是我所的骄傲，当时我碰到一位北京化冶所同志，很羡慕地对我说：“你们所有这么多老科学家，真了不起，我们所才两位宝贝。”我在其他所的同志口中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觉得这是本所的幸运。这一极还包括解放前后进入大学，建所初期分配来的大学生，他们普遍基础好，工作劲头足，只是人数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当时我所科研工作的需要。为此不得不从社会上招收大量人员来我所工作，这就是我所说另一极，这些人普遍文化较低，大都是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虽然工厂，后勤和行政部门主要靠他们，研究室也分到了很多，他们在有经验的同志帮带下，经过多年的磨练后，也大多成各方面的能手。我也是这一极中的一员，而且是这些人中文化最低的。说起来实在惭愧，因为家乡偏僻，家里穷，我连小学也没能念完，只勉强读了四、五年书。失学后13岁就从事力所不及的繁重劳动，想自学既没有时间又没有书，只是当兵后在部队里才有所提高。我从小就热爱科学，仰慕那些搞科学的人，对科学家既崇拜又有一种神秘感。现在真的进了科学院的大门，既高兴又胆怯，主要是自己文化太低，知识浅薄，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因而怕难以胜任科研工作。当时很幼稚，心想：科学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脑袋比普通人大很多呢。待真的看到，也是普通人一个，外表和一般人并无差别。按那时的惯例，副研究员以上才可以称为科学家，而对科学家都以先生相称。“先生”这个称呼对我既陌生又熟悉，解放前上小学时，对老师就都称先生，对有点文化的人也尊称先生。解放后就忌讳用这个称谓了，不曾想在这里用的还很普遍。我第一个接触的科学家是谭炳煜先生，他是我们的室主任，我想直接和科学家谈话，以获得感性认识，就借到他办公室办事的机会请教问题。当时心中无底，有点冒险的味道，他是否架子很大呢？能否答理我呢？可一旦接触，大出意料，他不仅没有架子，而是非常和霭可亲，解答问题很耐心，而且头脑睿智，气质高雅，知识渊博，这又使我感到科学家和一般人确有不同。

这次接触使我解除了顾虑，对科学家有了具体的切身的感受。因为当时是“大跃进”时期，谁吹的牛大谁占便宜，有的人因会吹，乱批别人，还入了党。谭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受到批判，被批为右倾保守，所以他有点抵触情绪，也有点谨小慎微，虽然名为主任，遇事却不出面，很少发表意见，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办公室内，很落寂。我对这种状态不以为然，但不敢说。

我刚来所就参加陈拱诗同志领导的等离子喷涂研究，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是国内首创。它是容保粹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也跨室参加我们一起研究，称为“容公”。容公当时虽然还只是助理研究员，可是大家公认是副研的第一人选，戏称为“容一”。他当时除了从事科研外，还在金属学院任教（我所原来办有金属学院，后被合并到东北工学院）。和他接触，感到他学问谈吐，很是不凡。因我们是湖北同乡，所以我更无局促，可以做到无所不谈。我在刚到所里时，就分配当工人，是领导以后改为见习技术员的。我把我的顾虑告诉他，说：我深感自己的起点太低，怕在这里没有什么出息，还是当一个工人好。他说，你在这里边工作、边学习也是一个机会，你很聪明，只要努力，也能干出一番成绩。他还说，你有什么搞不懂的，就问我。他这么说对我的鼓励很大，使我增添了信心。他也确实水平很高，我觉得他什么都懂，有的高等数学难题，我解了很久，解不开，他很快就能解开。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给我讲了很多电子学方面的知识。可惜以后他被刚建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挖走了。

在老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决心拚命工作，发奋学习，以完成好任务和适应工作。大跃进时期，工作外的闲时间几乎没有。要想学习，很难挤出一点时间。那时经常“大干”，一夜干到天亮，吃完早饭后又接着干，人极度疲劳。这样干常常是劳而无功，不得要领，但在那种气氛下，任何人想不折腾也不行。当时所里也有业余大学，还有一些讲座，我都是尽力争取参加。有时一晚干到天亮后，尽管眼睛都睁不开，我连早饭都不吃，就去听课。

这种状态到了1960年下半年，形势突然大变。说国家遇到了困难，因为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要大量减少定量。虽然从上半年就发现供应在逐步紧张，细粮供应少了，副食也越来越少，但不是这么突然变化的。这次我的定量由原来的每月40斤减为29斤，还有比我更低的，而且后来发现基本上都是苞米面，细粮几乎没有了。因为大部分都是独身，吃食堂，这点粮食还不能完全吃到肚子里。菜是除了一点很少油的白菜外，基本上没有副食。说要“低标准，瓜菜代”，可是我们既无瓜也无菜。所里也搞过多种“代食品”，毫无效果，有的还有副作用，以后就没搞了。为此所里不得不由原来的三餐改为两餐。我是早餐5两—两个苞米饼加一碗苞米糊，晚餐就只有两个苞米饼了。原来是发的饭票，说起来现在的年青人难以置信，有的人因为饿，控制不了自己，不到二十天就把一个月的餐卷吃完了，剩下时间只能挨饿。领导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在餐卷上印日期，某日上午，下午，只能按日期买饭。这尽管能减少寅吃卯粮的现象，但不能完全防止，有的同志把个位数相同的餐卷弄在同一天吃双份，比方15日，将靠边的1字剪掉，就成了5日的餐卷了。很多人都得了浮肿，肝炎，肺结核，我们室一次就检查出了三个肺结核，包括我在内。这个时候中央提倡劳逸结合，因为吃不饱，每天只上班7小时，也很少政治学习和会议。每天有大把时间，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那时所里并不限制夜间关门，我每天在地下室学习到很晚，虽然肚子饿得难受，注意力难以集中，我仍强迫自己坚持着。好在我的毅力好，较能忍耐饥饿，常常是学习的渴望战胜了对食物的渴望。这一时期，虽然人瘦了好多，两腿浮肿，一压一个坑。但学习收获很大，不仅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课程在所业大拿到了结业证，还先后学完了机械制图，电工学，金属学等专业书籍。

严重饥荒持续约一年多，至六二年开始逐步好转（我所自办的农场对促进好转也起了一定作用）。这时在中央七千人会后，尤其是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讲话鼓励下，科学界理直气壮地大力纠正那些违反科学规律的乱象。各方面逐步走向正轨，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所里工作大有起色。学习风气大盛，这就是文革中“大字报”批判的楼内“书声朗朗，灯火辉煌”。所里提倡钻业务、学技术。当时说要做好科学实验，必须掌握“八大技术”，即：电工技术、电子技术、真空与测量、热源与测温、金相与照相、设计与制图、金工技术、高压技术等，有这些技术的讲座或学习班。我对这些非常有兴致，想尽一切办法找机会去学。为了学习金工（即车、钳、铣、刨、焊等），我还到工厂去当学徒，使车、钳入了点门。而这几年大的政治运动也基本没有，尽管报纸上天天喊大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并且巨人正在策划更大政治风暴，但我们底层却有几年平静。右派也不少摘了帽，有的可以参加实验工作。所里工作也摒弃了大跃进时期那种浮躁和虚假作风(浮躁和虚假的表现之一，是隔三差五有研究室敲锣打鼓到党委报喜：又取得了什么重大突破，重要成果等，最后都不了了之）。工作扎实了，进展也快了，担任的军工任务越来越多，为国家解决了一些关键性难题。虽然还有不少干扰（如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经常出现所谓“反标”，出现了就要抓一通，搞得人心惶惶），还不能算作科学的春天，但确实有点温暖的春意，我把这几年称为“小阳春”。

这几年外部环境也有很大改观，所里修了围墙，四周的土路大都修成了柏油路，公交车辆也有了两、三条。我所每年都分配来所十几至二十余位大学生，所里人力更充实了，还招了两、三届研究生（后因发生了文革，大多没有正式毕业）。

这段时间也是我自己在文革前工作最顺利，最顺心，进步最快，创造力最旺盛，并且工作成绩最大的一个时期。我参加的等离子喷涂已从无到有解决了多个技术关键，我在实践中对等离子喷枪作了多处改进。其中一个最关键的窍门，是将原来粉末从与主气体一同进入焰流改为单独从前面焰流进入，这避免了粉末干扰两电极间的等离子弧，使弧焰稳定，达到对多种非金属和金属粉末自如喷涂，并应用于实际，完成了几项任务。以后组里工作的需要，利用等离子体高温高速的特点，制成了国内第一台等离子烧蚀风洞。等离子喷涂先后有五、六个单位派人来学习，以后是全国开花，早已工业化，现在国内从事这项工作的已发展到几十家。

1963年，我考上了函授大学，由于小时候看过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写的一本书：《原子世界旅行记》，对物质结构有所了解，并且知道铀235中子撞击原子核，造成连锁反应的原子弹爆炸原理，所以我报了物理系。受中央提倡和社会上认真读书的风气影响，那几年教学十分正规，完全按北大等高校的教材授课。虽然集中面授的时间很少，但我每次都极为认真，考试成绩也较好，还当上了班长。平时也都是分秒必争，按规定的进度完成作业，为进一步工作打下了较扎实基础。

可是好景不长，“小阳春”很快就过去了，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里乱糟糟的。这十年的造成的损失真是一言难尽。但是即便在这段时间，所里工作也不是完全停顿的，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军工任务急需我们所为之工作，另一方面科研人员有一股自发的要学习和工作的劲头，这似乎成了一种“本能”。记得那时常有一怪现象，就是底下的人员冒着被批为“以生产压革命”的风险请求工作，而不是上级督促下面工作，所里人员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在总是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天天读时心急火燎的，感到这样白白浪费时间，与国外的差距拉得更大了，十分心疼，但是不照军宣队、工宣队等的布置又很危险。这时偷偷地工作，偷偷地学习的情况很多，看业务书常常像做贼一样，我曾在家里看业务书时，听到书记声音就马上把书用《红旗》杂志盖起来，以免被批评为只专不红。

这段时间我们组还是做出了不少成绩，如对两种型号的喷管进行等离子喷涂，达到了预期目标，对融炼铀的坩锅内壁喷涂了氧化物保护涂层等等。我个人在工作和学习上也有进步，例如学习英语，以前曾有一次机会，1960年所里组织英语突击班，我的直接领导陈拱诗同志认为我能学习，就替我报了名，不巧的是她给我报名后就出差了。所里负责这件事的同志看我是一名复员军人，认为我不可能跟上，不同意我参加，失去了这个机会。以后因忙于其它课程，一直没顾上，时间一长，巳视为畏途。曾听人说“二十岁学不好英语，三十岁学不会英语”。是说二十岁以后再学就学不地道了，若过了三十岁，因记忆力开始减退，巳记不住了。我早巳过了三十岁，信心不足，但在当时邓小平主政时的拨乱反正气氛中，连军代表革委会主任杨群都参加学英语。我也参加了学习，先后听过方炳先生的和彭子美老师的课，但主要还是自学。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英语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难学，自学一年多就可借助字典阅读文献了，而且速度愈来愈快，生词愈来愈少。我将阅读中出现的生词都做成卡片，在衣兜里总放着几叠卡片，无论排队、看病、坐车，只要稍有一点时间就拿出来念，也不怕别人笑话。还订了《英语学习》《英语世界》等杂志。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已掌握了两万多单词，我不但阅读科技文章，也从阅读改写的小说逐步到原文小说等文艺书刊。以后又在分院主办的学习班中脱产学习了半年，使我的阅读和翻译水平进一步提高。英语在工作中可帮了我的大忙，我最早发表在《摩擦磨损》杂志的一篇1万多字的关于“微动磨损”的综述文章，就全是从英语文献总结的国外工作，因为当时国内还无人开展这项工作。以后又写了“微动磨损”的书，除我自己做的一些工作外，也全是从几百篇英文文献和几本英文书中荟萃的内容。在开始学英语不久，我因长期搞等离子喷涂，造成双耳重度聋，这对我是一个最大的打击，为此苦脑了很长时间。但我未被打击压垮，当知道已无可挽回时，就面对现实，仍坚持学习，可是英语听力已完全不行了，只能读、译，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是我的翻译水平还说得过去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里搞了一次职称晋升英语考试，主要是考翻译，我考了5分，在二百多人参加情况下只有十余人考5分，考4分的人也不是很多。

文化大革命结束并打倒了四人帮后，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我的春天。很快就进行职称评定，我被破格提为工程师。这时我因耳聋，再也不能从事等离子喷涂了，就在李诗卓同志领导下从事摩擦学研究。摩擦学的范围很广，通过文献调查，我找到了其中一个“生长点”，就是微动磨损，是同行业公认的国内最早写这方面的文章和最先开展这项工作的。写的文章和书在国内同行中有一定影响，并很快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久又接受了冶金部的攻关任务。我被所里聘为课题负责人，心想这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居然也成为课题组长了，这一当就是将近二十年，直到退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所里实行课题经费核算，包括人员工资等所有费用均自主筹集。这对我这个因耳聋而活动能力大受影响的组长，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我想尽各种途径争取经费，包括申请国家基金（先后批准两项），搞摩擦学咨询，申请摩擦学方面标准制订等，保障了课题正常运行且经费较充裕。这期间除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如《航空学报》，《金属学报》，《WEAR》等）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外，还写了两本书，又参与西北工业大学编写了一本书，参加航空系统几个研究所写了一本文集。所参加的工作先后得过二．三等奖。

我在考入函授大学时是本科，但因还有一年就毕业时，发生了文革，文革后发了一张大专毕业文凭。尽管没有本科学历，所里根据我的工作成绩和能力，仍于1988年破格晋升我为高级工程师。但在最后提升正高时，还是卡在学历上，未通过资格认定，不能参加评定，这当然又是一个遗憾。

回想在金属所几十年，真是酸、甜、苦、辣，俱味备尝，总的来说还是以苦和累为主。为了学习和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过好一个完整的节日，春节最多休一两天，年青时业余以学习为主，中年以后以工作为主，大部分周日都在实验室度过，为了写一点东西或翻译文章，大都利用假日或晚上，为此常在夜间11点钟后被看门的师傅驱赶或批评。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我的性格决定的，我天生就是做一件事，就想把它做好，或做多一点，即便没有功利的因素，也是如此。虽然苦，觉得苦中有乐，苦中有甜，因为它发挥了自己的潜能，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对受的苦累从不后悔。

回想我从一个无知无识的近乎愚昧青年，经过几十年，忝列于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对有本科学历者，一个高职很寻常，但对我来说，着实不容易。这完全是金属所这所学校培养的结果，是金属所这个舞台使我能有发挥的机会。可以说没有金属所，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十分满足，十分感谢金属所。现在我已退出了工作岗位，这是自然规律，但我仍然心系金属所，想到在这个大院几十年的日子，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我对金属所有很深的感情。看到她欣欣向荣的今天，感到由衷的高兴。

金属所自建立走到今天，虽然也像我们国家一样，经历过挫折，走过弯路，但成绩是巨大的，对国家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在作出贡献的同时，自身也迅速成长，不断成熟。就说人材培养，不仅所里始终保持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材，零星的太多，难以数说。从建所几年后就开始不断分出人员建立新所（当时俗称为“下蛋”），以满足国家科学发展的需要。先后全部或部分由我们所分出人员的建立的有长沙冶金所、上海硅酸盐所、南京光源所、海军909基地（成都原子能所？）、北京锅炉检验所、合肥固体物理所等。腐蚀所则是分出后又合并回来的，腐蚀所回归后，确实使我所达到了做大做强的目的。我所人员组成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如前所述，早年我所大学毕业生很少，硕士、博士更是凤毛麟角。现在研究室人员中主要是博士和硕士，连行政人员也以本科以上学历为主。过去是单位办社会，所里工人、行政和后勤人员比例很大，经过改革后，在全所总编制人数还有减少的情况下，科研第一线的人员反而比过去有成倍的增加。这无疑是出成果出人材的重要保障。单从论文来说，文革前没有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现在每年都发表多篇，在国内各种核心刊物的上发表的就更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还培养了近2000名硕士和博士，分布在世界各地。

在硬件方面，院内先后建成了新大楼（现葛庭遂楼）、工艺楼、研究生楼以及多栋两至四层的实验楼房。此外南区、南湖开发区、张士开发区、浑南区楼房总面积已远远超过院内。而实验或生产设备的先进性和价值，也不可与以前同日而语，其水平已与世界先进国家同类研究机构相当。所有这些都为完成科研任务和更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在金属所周围已是繁华地区，四周高楼林立，邻近已有十多条公交线路，四通八达。但所里却远离喧哗，闹中取静，四周有树木环绕，这种花园式宁静环境对开展科研工作极为有利。

经过六十年，金属所已由一颗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我曾经是树上的一枝一叶。岁月沧桑，我早已变成了枯枝败叶堕落下来，但我愿化为泥土，继续滋养金属所，使她长得更高大、更茁壮、更繁茂，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

作者：董祥林（离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