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前夕，师先生按照学科布局，从高校招收了两名学力学专业的毕业生到金属所工作。我和裴鸿勋两人按这个计划1967年就应该到金属所，可是由于不久文革爆发，我们在校“待分配”一年后，1968年分别被金属所直接安排到海城和丹阳湖农场接受“再教育”。而师先生在金属所不久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CC特务”，下放到材料实验室接受群众教育。

　　1970年3月我和裴鸿勋从农场返回金属所后被安排到材料实验室，师先生一见到我们到来很高兴，他知道我们都是学力学的，对材料科学知道甚少，就主动提出每天晚上给我们上课，他和柯伟老师给我们补习“金属材料学”。当时，我和裴鸿勋都是独身，住单身宿舍，有时间很想学习，但当时师先生还未“解放”，处于被重点“监督改造”的状态，整天在高温高速疲劳试验机上装卸试样，记录值班。这时他给我们上专业课是有风险的，弄不好还要被“批斗”脱离政治。但就是这种条件下，从1970年5月起，前后有半年多的时间，师先生给我们重点补习了“金属材料学”这门使我进入材料科学殿堂的第一课。

　　1978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师先生主动提出让我考他的研究生，在他的亲自安排和指导下，我先后学习了“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固体物理学”、“金属材料X射线衍射”以及“材料加工”等20余门材料基础课程，并踏上了在“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从事研究的道路。

　　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师先生又推荐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福特科学研究中心从事材料疲劳断裂的研究工作。1983年底回国后，这个方向成为我一生的事业追求。回忆几十年的生活历程和人生道路，深感师先生是我走进材料科学的启蒙老师。

　　师先生的逝世使所有的亲友、学生处于深切的悲痛之中，先生一生精忠报国，教育育人，永远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