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金属所时，所里的研究人员有三类：高老大（国外回来的研究员）、高老二（副研）、助研。师先生是第四研究室的主任，所里的八位“高老大”之一，见到他给我一种和蔼可亲、知识积淀很深的忠厚长者风范，紧张的情绪立刻就松弛下来。

　　在国家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后，要求保证科技人员5/6的工作时间，各研究室都配一名业务秘书，把研究室的业务工作管理起来，特别要保证高老大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师先生就要我把办公桌搬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大胆工作。当时，全所有八大任务，我们四室有五项：AB-1就是M17铸造高温合金九小孔叶片、808就是国产节镍的铁基高温合金涡轮盘、A4钢—Cr17Mn14Mo2N一种节镍耐蚀不锈钢、FeMnAl合金系列、以及111任务的MoB钢。室主任会议确定任务目标以及各节点完成的进度，我起一个实施、保证和协调的作用，遇到困难我实在解决不了时才去找师先生。他总是给我压担子，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表扬，使我工作很舒畅。甚至在北京住院时他还给别人讲我做业务秘书时是他最少麻烦、工作最轻松的时候。

　　全所都很重视这八大任务，所领导下到室里蹲点，AB-1任务由党委副书记陆炳昌蹲点指导工作。后来我去四清，回所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就回到808合金组工作。

　　而这时，师先生受到文革的极大冲击，先是让他下到组里去工作，当时没有人敢要他，柯伟请他去了疲劳组，一起倒班做实验。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诬陷他是国民党特务，在现在的西大楼244房间逼供和被打，被关进群众专政指挥部，后来发展到用胶皮包着金属的鞭子让他趴在长条凳子上抽打，打得血肉模糊、皮开肉绽。幸亏他的夫人郭蕴宜不顾一切去给他送换洗衣物，衣物都换不下来，短裤都粘在身上。

　　70年代初党中央落实政策，师先生从群众专政指挥部解放出来，分配他去给当时的教学连学员写金属学课的讲稿。教学连学员都是转业兵、下乡知识青年和部分高中生。他每天早晨4、5点钟起床写讲稿，并坚持给教学连第一期学员授课。明明大材小用，他依然乐此不疲。后来，他终于能够回到他亲手创建的高温合金组去工作。这时，九小孔空心叶片已从410产转到贵州生产，企业叶片生产成品率低，师先生亲自带领一个小分队去解决叶片生产中的问题，包括建立验收标准等。他们住的简易招待所，与厂里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攻关几个月，直到合格率达到实心叶片的程度，他们才回到沈阳。我在90年代中曾随师先生同去该厂，从进厂到出厂，无论哪个地方，师先生所到之处，人们都蜂拥到他身边问长问短，可见他“材料医生”的美称绝非浪得虚名。

　　1978年他出任金属所副所长，领导全所的科研工作。他注意到所里人才不能适应国际合作的需求，除积极推进重新招收研究生外，还争取到世界银行的一笔高级科技人才留学基金，送了一大批科技骨干出国进修。他还邀请了美国的两位老师Folson和Lemon到所里开办高级英语口语班，连续两期，大约60-70人。这批人在所里的外事活动中成为骨干。

　　1981年他与陈能宽先生讨论国内急需的一种抗氢脆材料，陈先生讲他们单位调研了国内许多家，没有人能做。陈先生带领一队人员到所里，师先生请了李薰所长、徐曾基副所长还有我一起到师先生办公室请陈先生交底谈要求，事后李薰所长说“金属所就是要做别人做不了的工作，否则就没有在科学院的必要”。师先生对我说“这种重大项目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其实，此前这类大项目都是由高老大负责的，因此，我们也诚惶诚恐，更有信心拼一拼，当时这项工作很难，有的人说不能做。但是，我们同一个研究室的周本濂和所里的徐曾基所长都非常支持我们，我们所里一共有30多人、涉及6个研究室，所外更多。我们从做试验设备开始，做出材料和数据提供给用户，因为完成得好，用户不断提出新需求，圆满完成了抗氢脆合金的五个系列，以及许多新工艺产品。工作中，师先生经常了解进展情况，指出应注意的问题，参加我们的学术交流会和鉴定会。遇到问题总是生产厂和用户与我们在一起商量解决，每年学术交流一次，总结工作并提出下一年的任务，这样持续了30年。

　　1983年，李薰所长去世后，师先生调到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当主任，后来又当了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他每年都会回沈阳，除了必须去研究生部和金属学报外，一定要向所班子了解所里情况，主要是基础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处理的是否恰当。他每次都强调没有基础理论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没有应用研究不解决国家的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项技术如果不能用，就是无用的技术。要我们在各方面都要摆平这两者关系。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问题，在人才断层时，他要我们注意选拔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苛求，要看他（她）们学术上的潜力和人品，我们一直遵照他的要求尽力去做，他提出选出人才苗头，给他们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华，并且，送他们到国际上去见世面，他还把人家请他去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的机会，让给年轻人。

　　师先生90岁高龄还天天去国家基金委上班，每天去他办公室的人络绎不绝，他总是有求必应。汶川地震前我们应邀去成都飞机公司，参观完后他与柯伟、李殿中和我去与二重谈三峡水轮机生产合作和参观8万吨挤压机生产高温合金涡轮盘，出来后他去主持资深院士会议，我们去机场回沈阳，就在飞机上即将起飞时大地震发生了，尽管在同一城市却互相不得而知，我们十分着急，事后问他，他地震时非常镇静只是感觉摇晃得厉害。

　　去年四月，师先生患肺炎住进北京医院，期间我们去看望他，他总是惦念由他向国家建议的两个专项是否落实，材料产业化专项没有达到他原来要产业化的本意。他有时也闷闷不乐，主要是非常担心国家花了那么多钱研发都是只做到一半报奖就了事，常常为材料生产和机械制造工艺不稳定，一些批量生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感到难过。

　　12月10日早上7时7分师先生离我们而去，我们十分悲痛，去北京八宝山向他遗体告别。至今，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经常觉得他还健在。无论如何，金属所还要大发展，全所将更加团结，按照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以最佳的科技创新发展成绩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