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处初驻北京文津街3号

　　我和金属所的缘分是从1951年8月开始的，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科学院工作，科学院人事处让张沛霖接待了我。张沛霖是李薰的学生，是当时响应李薰号召最早回国筹建金属所的人，他回国后在北洋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前身）当教授，同时筹备建所事情。张沛霖向我介绍了研究所的筹备情况和李薰所长的情况。

　　当时李薰所长已经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学习和工作了14（1937-1951）年，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和冶金博士学位，其中冶金博士学位是是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设立的最高学位，而在此之前仅有一人获得此学位，这是很难得的。当时李薰任研究部的主任，张沛霖、方柄等人都是他的研究生。李薰后来给我看过一张张沛霖毕业时的照片，李薰穿着红袍，张沛霖穿着黑袍。李薰的学生中除了中国人还有英国人、印度人，后来英国钢铁学会的会长也是李薰的学生。李薰的女儿李望平曾给我看过一组李薰在英国时的照片，在合影中他开始站在后排，后来逐渐移到前排，最后坐在前排，可见李薰当时在英国的知名度已经很高。1950年10月，郭沫若院长通过涂长望向李薰转交了邀请他回国筹建金属所的邀请信，李薰欣然应允，并马上开始在英国网罗人才，张沛霖、方柄、庄育智、张作梅、柯俊等纷纷响应。柯俊回国后到北京钢铁学院工作，仍与金属所保持着良好关系。

1940年获谢菲尔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1年8月，李薰由香港经广州回到北京，我有幸和张沛霖跟着科学院秘书长钱三强去接他，第一次见到李薰，他身着一身深绿色的西装，这在当时周遭一片黑、灰、蓝三色服饰的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

1951年回国途中抵达香港在九龙

　　筹备处当时设在北京文津街3号，文津街3号是国民党时期静生生物研究所的旧址，办公楼的一层高出地面很多，要上一个很高的台阶才能到达。金属所筹备处办公室就设在办公楼的半地下室，之所以是半地下室，是因为窗户刚好在地面以上。金属所筹备处的旁边是王大珩的光机所筹备处，一楼是郭沫若、吴有训、竺可桢的办公室。

北京市文津街3号，1951年中国科学院院部、冶金研究所筹备处所在地

　　筹备处后来又陆续来了几名大学生：张子青、吴文海、李有柯、俞焕钦。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北京文津街3号的筹备工作。1951年，方柄又加入了筹备队伍，他来后分管图书，科学院把图书馆中有关金属材料且有副本的书籍都调配给了金属所，方柄就带着我跟吴文海去挑了一大批图书，有英文、日文、德文的，其中有一套德文的《钢与铁》，从创刊号起都被我们要了来，得到了科学院的支持。1952年，张作梅从英国回来，参加筹备工作，他负责器材设备工作。筹备处在北京工作了半年多，最后由张沛霖收摊，他的贡献很大。

1951年张沛霖回国后受李薰委托到中国科学院联系落实李薰等人回国筹办冶金研究所事宜，5月份给李薰的信函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字的由来

　　由于科学院当时要建设的是冶金方面的研究所，因此金属所最初名字定的是“冶金研究所”，郭沫若院长给李薰的邀请信上写的也是“冶金研究所”。李薰回国后经过调查和思考想把“冶金所”改成“金属所”，他征求张沛霖及我们这些刚毕业大学生的意见，我们不明其中原因，问他为什么，他提出三点理由，第一，科学院在上海有个冶金陶瓷所，所长是周仁，资格很老。在北京中关村还有一个化冶所，所长是叶渚沛，是从美国回来的，搞炼铁和湿法冶金。如果再建一个以“冶金所”命名的研究所，在科学院内部关系难以理清，不好分工。第二，当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职并在物理所兼职的葛庭燧有意来金属所工作，搞金属材料研究更符合葛庭燧的研究工作。第三，研究金属材料比研究冶金涵盖的学科更宽、更多，金属学科可以涵盖金属物理、物理化学、物理冶金，压力加工、焊接等等。李薰所长这么一解释，我们都觉得有道理。

　　金属所改名的申请得到了科学院的批准，但定下的名字是“沈阳金属研究所”，不知谁提出所名中带有地名“沈阳”，容易让人产生疑惑：这个研究所是不是科学院的直属单位呢？所里就向院里申请去掉“沈阳”，但报告打到院里职能部门就被否定了，因为京外单位都是要挂地名的。李薰所长一再坚持，最后院里可能是考虑到李薰是郭沫若院长邀请回来的高级统战对象，最后终于同意了。

　　从金属所定名的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李薰所长的一个特点，他一旦有了一个想法，就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一旦决定以后，想法设法一定要实现。正因为李薰所长的这个特点，不仅使金属所成为科学院历史上从古至今唯一一个没有挂地名的京外单位，更为金属所在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金属所的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Metal Research , Academy of Sciences”，当时也有人提出Metal（金属）为什么不加s呢？李薰说，金属是不可数名词。

　　金属所选址沈阳

　　金属所所址原来定在北京中关村农科院附近，张沛霖还带着我们去看过地。当时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得知要建金属所，就找到李薰，殷切希望把金属所建到东北来，并许诺将在用地、经费、人员各方面给予支持。他还邀请李薰到东北参观并由重工业部副部长安子文全程陪同，李薰从东北回来后就决定将金属所建在沈阳。像我这样在北京长大的当然不愿意到沈阳来，就反映最好不去。李薰就做我们的工作，他说，东北钢厂普遍技术落后、技术力量薄弱，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李薰还谈到，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的冶金系是全英国最强的，就是因为雪菲尔德是英国的钢都，许多钢铁企业为冶金系提供资助，冶金系有充足的经费购买设备、招聘人员。我们一听也有道理，但是还有顾虑，东北很冷，传说一摸耳朵，耳朵就掉了。李薰就给每人发了一笔置装费，大家买了帽子、皮鞋，都武装了起来。

　　张沛霖负责实验大楼的图纸，他查阅了很多国外研究所大楼的设计图，还拿来给我们看。现在的李薰楼南面从上到下的玻璃窗就是模仿国外实验楼设计的，为的是有良好的采光。李薰还提出每层楼要设有一个玻璃房，供大家喝咖啡、喝茶，以便让不同课题的人在喝茶聊天时能够进行学术上的交流。李薰举过一个他自己的例子，在英国时有一次一个结果要用公式表达，这对他很费劲，在喝咖啡聊天时谈到这个问题，一个研究数学的同事很容易就帮他解决了。李薰楼每层一上楼梯右手边的小房间也是英式的设计，当时这是给服务员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大牌子，上面有各个实验室的挂牌，研究人员在自己的屋子里如果要送东西、发信等需求就按一下自己房间里的按钮，服务员房间里的挂牌就会自动掉下来，提醒服务员上门服务。李薰楼西侧还设计了一个地下室，这是因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为防止美国飞机来轰炸而设计的。李薰说，二战时期他在英国，德国轰炸伦敦，他们就躲在地下室，比较安全。

50年年代，科研人员在玻璃房进行学术交流，右起：张绶庆、夏非、谭丙煜、林组镶、张名大

　　1951年11月筹备处从北京迁往沈阳。刚到沈阳时我们住在马路湾铝镁设计院对面的招待所，每次吃饭时，王鹤寿都请李薰吃小灶，李薰就叫上我们一块去。后来我们又搬到东北工学院（铁西旧校址），并分给了我们一栋日本的小洋楼，李薰住在里屋，我们住在外屋。

　　金属所初创时期

　　建所初期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钢铁质量非常差，金属所的主要任务是服务钢铁企业恢复，提高钢铁质量。当时李薰定的金属所办所方针就是为国民经济和国防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任务带学科，此后一系列的学科调整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李薰曾给我们举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国际领先水平”，他说，西德出产铁和煤，品质好。东德没有好的煤，都是褐煤。当时西德和东德没有统一，处于对立状态。高炉要用焦炭还原，褐煤炼焦强度不够，东德的炼铁人员就制造出胖矮的高炉适用于褐煤焦。李薰说结合国民经济生产，结合国家资源，这就是国际领先水平。

　　李薰还非常重视技术支撑体系，李薰说，你们一定要掌握几个做实验的看家本领，关公会耍青龙偃月刀，张飞会耍丈八蛇矛，他们打仗就厉害，你们也要有过硬的技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所里进行了许多仪器设备的创新。举几个例子，徐翠章设计了膨胀仪，陈丰年、王连栋设计了自耗电极电弧炉，吴昌衡设计了压蠕变，我设计了高灵敏度钨丝扭力非补偿热天平和石英弹簧热天平，这些都经过了成果鉴定，在科研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当时有很多单位都派人来金属所学习参观。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的院长路达在筹建钢铁总院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到金属所参观，他带领室主任和职能部门的一个大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金属所，参观后作了一个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金属所根据工作需要自己建了很多的仪器设备，这是拿钱买不到的。他还让难熔金属室主任李献路留在金属所难熔金属室进修了半年。

　　重视人才培养

　　李薰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在北京筹备处的时候，我们5个大学生当中我是学化学的，李有柯是学物理的……，没有一个学过金属材料和冶金，李薰就给我们补课。科学院是个办公机构，除了办公室仅有一个小礼堂，没有讲课的地方，李薰就选了走廊顶头的一块空地开课，我把它叫做“走廊课堂”。在“走廊课堂”李薰讲了第一课，这一课让我印象深极了，他讲的是铁碳平衡图，很深入，没有啰嗦话。通过李薰的讲解，我才知道什么是铁，什么是钢，因为碳含量不同又分为低碳钢、中碳钢、高碳钢等等。除了李薰讲课，还请了不少人为我们讲课，有葛庭燧、叶渚沛、胡为柏和朱觉等。

　　到了沈阳后，金属所的建设工作得到沈阳分院和东北重工业部全力支持，书记、行政、财务人员也都是他们给配备的。1951年底我和吴文海被安排到哈工大读在职研究生，张子青和李有柯到抚顺钢厂中心实验室（现科研所前身）实习，以掌握实践经验。1953年李薰楼完工，我和吴文海、张子青、李有柯才回所。这都体现了李薰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

　　建所初期也举办了各类学习班，李薰委托葛庭燧专门负责干部培养，如请陈仁列讲电子论、勾清泉讲物理化学、赖祖函讲量子力学、胡海昌讲材料力学。要求凡参加学习的人必须参加考试并公布成绩，李薰、葛庭燧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学习、考试，成绩一样张榜公布，当时的学习空气相当浓郁。李薰当时是知名科学家、学部委员，能带头参加学习，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954年金属所金相班结业

　　另外，所有分配来所的新大学生都要参加金属所的英文考试，考试没通过要参加补习班，由北大外语系毕业的彭子美老师讲课。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时期，所里成立了俄语速成班，由王景蕴授课，我和吴文海给大家做辅导，所有科研人员都要参加学习和考试。1955年金属所开始派出人员到苏联留学，第一批是韩耀文、万晓景，后来有徐曾基、田德成、王景唐。再后来就派出人员到西方去留学，人员数量也逐渐增加。

　　1957年战略调整

　　从1951年到1953年金属所一直在为国家钢铁工业做贡献，在这期间我国的钢铁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冶金部也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如钢铁研究总院、矿冶研究总院等，苏联也派了很多专家到各个行业进行支援。1954年，李薰随郭沫若院长率领的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考察，参观了巴依考夫研究所，回国后以此进行了参考。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国防工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李薰考虑金属所不能再把研究重点局限在冶金工业，应该转向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原来金属所有六个研究室，第一室是冶化室，室主任是李薰兼，还有方柄；第二研究室是物理冶金室，室主任是葛庭燧、张沛霖、庄育智；第三室是压力加工室，室主任室是张作梅；后来又从长春调来选矿室，室主任是王纯善，这个选矿室后来调到了长沙矿业所；还有从大连化物所调来耐火材料室的张绶庆等，后来调到了上海硅酸盐所；还有化学分析室，室主任是梁树权，后来调到北京化学所。1957年，李薰对科研任务进行了战略调整，成立了205组（高温合金组），李薰兼主任，不久师昌绪加入到该组任组长，后来逐步发展成了高温合金室；206组研究难熔金属，后来发展成难熔金属研究室，李薰兼任主任，庄育智任主任，我任副主任；207组研究金属陶瓷和石墨，室主任是郭可信和张名大，后来石墨部分发展成石墨研究室，张名大任室主任，郭可信转向电镜研究，陶瓷没有发展下去。

1957年访问苏联（中）

1957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组成

　　关于难熔金属研究室的成立，李薰很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难熔金属包括钨、钼、钽、铌等，在国民党时期以出口钨矿和钼矿矿石为主，建国以后经过努力出口半成品，当时出口的原料非常便宜，但经过国外加工，卖回我们的成品比如钨丝价格就变得非常高。他深刻认识到这里面有个冷与热的辩证关系，当时难熔金属并不是热门学科，但关系国家的战略资源，他认为要解决这种被动状态，必须自力更生。李薰亲自制定难熔金属研究室的规划，他提出要研究难熔金属，必须解决两个科学问题：第一，难熔金属的脆性问题，难熔金属的晶体结构是体心立方，易脆，他让庄育智负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从研究钼合金的脆性问题着手，还调来了龙期威、钱知强、马应良等充实实力。另一个问题是高温灾害性氧化问题，李薰亲自带领郑逸萍、银耀德研究氧化，让我负责开展防护涂层研究，有吴维tao、金柱京等参加。也正是由于李薰做出的这个决定，才让我们有机会在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中抓住机会，有了用武之地，为国家做了点贡献。因此，金属所现在的学科布局，不应该受所谓“朝阳学科”和“夕阳学科”的影响，金属所应该结合自己的科学积累，坚持做下去。对于研究所要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哪方面做贡献，要有目标。所有的课题都应该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国民经济实际和国防建设实际。对研究所是这样，对科研人员也是，要圆中国梦，每个人都应该做贡献，要做好科学积累，机遇来了就要抓住，在出成果的过程中，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