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我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先在北京科学院部集训了一个月，那时就听到关于李所长应郭沫若院长的敦请，毅然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事迹，而且力主把金属所设立在祖国经济建设的前沿东北地区的沈阳。他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工作第一的精神在我们这批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的脑海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我们来到了沈阳，见到了李所长，从他身上看到的乐观、开拓、善与人同的精神与丰富的幽默感使我们感到很亲切，都愿意与他接近。当时，在李所长与几位高级研究人员的带领下，与鞍钢、抚钢等几个钢铁冶金大企业建立了厂、所联系，开展科技协作，把我们这些年青人带到了生产实践的第一线。那几年由于冶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很少，我们这批学生大多数是从化学、物理、机械等各个专业毕业的。因此，必须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补上冶金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才能逐步适应工作，于是在李所长与葛庭燧副所长等其他几位高级研究人员的创导、组织下，开展冶金科技知识的学习。他们纷纷上台讲课，把最基本的冶金知识传授给我们，李所长还把他在国外开展的氢脆领域方面的科研成就深入浅出地向我们作报告，给大家很大启发。这期间我们在老科学家们的关心、培育下，一边认真学习，一边勤奋工作，较快地迈入了冶金科学研究的大门。 第二年（1953年）高景之副所长到所不久，一天找我谈话，告诉我，科学院准备选送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去苏联深造，并说与李所长商定，有我在内；又说起我所在的研究室主任还想留我在所内工作，后经李所长和她两位的说服，还是让我参加选拨的入学考试。我在苏联三年九个月的时间中，经常想到李、高两位所长的殷切期望，想到祖国的需要，勉励自己要争分夺秒地努力学习，三个署假都是在工厂、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度过的。 1958年6月我学成回国。由于金属所的压力加工室已迁到长春机械研究所，我就到长春报到。当时金属所深感在发展新材料方面，由于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压力加工工艺环节，很受限制，虽然与长春机械所的压力加工室建立了协作关系，但在体制、距离与协作联系等方面均深感不便，影响工作。那时我与李、高所长有过几次接触，得悉金属所有早日重建压力加工室的打算。为此，我曾专门访了李所长。1963年初我上书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请求回到金属所工作（当时我在长春光机所改行搞精密机械方面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李、高所长的通知，科学院同意将我与其他三位搞压力加工的同志从长春光机所调回金属所，重建压力加工研究室。以后多年的实践表明李、高所长的这一决策，对金属所在发展新材料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李所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少人也跟着倒了。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之间争论不休。由于李所长以往在广大职工中的威信颇高，他的爱国之心与对创建金属所的成绩为人所共知，为人又随和，没有架子，在批斗干部的高潮中能正确对待，所以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对他还没有太过火的行动。不久他又成为各派群众组织的争取对象。在实行“三结合大联合”中他是第一位被解放的所级领导干部，立即被任命为所革命委员会的生产组组长，很快又任所革委会副主任。所革委会中的军代表、工代表对他都很尊重，工作关系很融洽。他仍是一如既往地一心扑在全所的工作上，他对不同派别的群众不计恩怨、得失，尽可能地发挥好大家的作用。在这段时间里，很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初期国防科委曾有一个大部署，要集结成一支强大的国防科研大军，把金属所的由科学院划归国防科委着手筹建的16院（材料方面的研究院）。李所长参加了该院的筹建工作。但不久国防科委内部又有变动，彻消了16院的建制，金属所何去何从成了问题。领导上征询金属所的意见：仍回中国科学院，还是归冶金工业部？当时所内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仍回科学院，强调回科学院有利于基础学科的发展；另一种以李所长为首的部分科研人员根据多年来金属所在研究发展新材料方面的实践，认为，从当时的科研体制看，金属所作为一个技术科学研究单位必须进一步密切联系生产实际，加强与工厂的合作，归冶金部，会大有发展前途。记得在“文革”前李所长多次对大家讲起冶金部及其所属的几个大钢铁企业的领导人对金属所的看法：“你们科学院的科研成果到我们工厂里来推广，我们还必须再花上成倍的力量才能用得上”；甚至调侃地说：“你们的成果对我们企业是画饼充饥”。这些话对李所长触动很深。当时，在科研体制、科研院所与生产工厂的联系、协作上，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金属所不与冶金部门紧密结合，路子会越走越窄。不久我随李所长出差北京，他代表金属所去参加了一个有关领导部门召开的小型会议，研究决定金属所的归属问题。回来后他兴奋地告诉我：“问题解决了，金属所划归冶金部领导。会上有冶金部的三个司的司局长参加，都表示热烈欢迎”。当时，冶金部所属的两个大研究院（钢铁研究院和有色金属研究院）在“文革”中产生的问题尚未解决好，科研工作秩序比较乱而金属所内的形势已比较稳定，科研工作基本上已趋于正常。冶金部在发展新材料方面对我们寄予厚望，把不少有关国防军工与民用重大项目下达给金属所。有一次部军工办召开军工口抓生产的会议上，军工办的司长当着大家面说，“过去我与国防部门打交道时常说，承担国防军工任务我们有两个拳头（指钢铁研究院和有色金属研究院）现在我对他们讲，我们又有了第三个拳头，沈阳金属研究所”。这样，归冶金部后，下达科研任务的渠道畅通了，与各冶金企业的关系密切了，在现场开展工作也顺利多了。部科技司的领导多次认真地听取我们的汇报，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并到沈阳来作实地考察，深入到试验室、附属工厂以及职工家属宿舍。认为金属所这支队伍有力量，能战斗，只是工作条件还跟不上。因此，在经费、物资上大力扶持，决定把金属所多年来一直想建立的两个大型中间试验车间（压力加工与冶炼）尽快建成，并且还陆续为金属所添置不少先进仪器和大型试验设备。在改善职工生活条件方面，还拨款、拨料、安排施工队伍增建一批家属宿舍。这些措施都为金属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能多出成果、多作贡献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金属所的士气愈来愈旺，李所长多年来的忧虑也得以释怀。由于李所长长期以来对金属所领导有方，决策得当，全所呈现一派兴旺景象，赢得了广大职工的信任与尊敬。 1979年我由金属所调到上海宝钢参加建设工作，一直很怀念李所长。1982年他就任中国科学院副所长后，曾来宝钢参观过，不料那次见面后，竟成永别。噩耗传来，我不禁为我国遽失一位建树良多、卓越的冶金学家而深为痛惜。他的音容笑貌至今犹在我的眼前。 2001年9月2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