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李薰是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1983年3月，在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为了探索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在前往攀枝花钢铁公司考察途经昆明时，不幸溘然长逝。父亲走得太突然了。十几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们越来越懂得了父亲，理解了父亲的一生追求、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作为一名科学家
1913年11月20日，父亲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的一个山村。家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赋予父亲博闻强识的聪慧头脑和灵气；后来，随着家境的过早衰落，又锤炼了父亲自我奋斗的顽强毅力与性格。
父亲4岁时，跟随在外任职的祖父母离开了家乡，在江西念了小学。后来，祖父卸任回到长沙，父亲考入长沙市长郡中学读书。当时长郡中学以文科著称，校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学家王季范先生。他非常重视文史教学，特地请来退休的武汉大学名教授周铁庵先生教国文课。教师的博学多识和循循善诱的方法，使少年时期的父亲对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他成天沉迷于唐诗、宋词、汉赋之中。据父亲后来回忆，成为文学家是他当时的一个愿望。这段时间的学习，也为他后来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出色的文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父亲改变了人生旅途的方向。1929年初中毕业后，他的祖父去世，因返乡奔丧误了高中入学考期，他不得不去应考插班生。当年长沙招收插班生的学校只有以理工科为主的岳云中学。父亲考入该校以后，开始“弃文就理”。20多年以后，王季范先生与他重逢时曾饶有风趣地说：“我有不少当了政治家、文学家和将军的学生，可是科学家只有你一个。”其实，父亲志趣的转变，也深受当时在爱国青年中流行的“科学报国”、“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在岳云中学，父亲以顽强的毅力勤奋刻苦，补上了初中忽略的数理化课程。很快，他的学习成绩在年级又名列前茅。在毕业考试中，他获得了最好的成绩，从而免试升入湖南大学矿冶系。在湖南大学，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1936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在长沙楚怡专门工业学校任教。翌年夏天，湖南举行“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在上百名考生中，只录取冶金、机电、医学专业各一个名额。父亲前去应试，一举中第，考取了冶金专业的名额，被派往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学习。
雪菲尔德城坐落在英格兰中部，素有英国钢都之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感应炉诞生的地方。雪菲尔德大学堪称为这个钢都的科学皇宫。她的冶金学院在当时科技界具有权威性的地位。1937年秋，父亲远涉重洋来到这里。他的导师是名声显赫的冶金学院院长Andrew J,H.教授。那时，一些心存偏见的英国人并不把中国学生看在眼里。但不久，父亲就以他的努力和一连串的成就逐渐使周围的英国人刮目相看。1938年，父亲获得白朗敦奖章和奖金；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研究员兼指导研究生工作；1945年，他担任研究部的负责人，负责培养和指导来自英国、法国、埃及、希腊、印度等十几个不同国籍的博士研究生。在此期间，父亲就氢在钢中的作用和冷加工对钢的组织和性能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钢中氢脆奥秘的人。
这是由于一个惊人的事件引起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皇家空军在一次演习中，一架战斗机突然坠落，机毁人亡。驾驶员是一位勋爵的儿子，这件事震惊了英国的朝野，英国政府下令调查事故的原因，调查的结果表明：飞机失事是由引擎主轴断裂造成的。在主轴内部出现了“发裂”（像头发丝状的裂纹）。这给冶金界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为什么会出现“发裂”？怎样防止？英国科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这个课题被提交到了雪菲尔德大学进行基础性研究。
父亲接到这个课题后，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实验，终于发现了钢中含氢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证明了钢的内部“发裂”是由于氢的存在所引起，进而摸清了钢中含氢产生白点需要孕育期，以及钢中去氢的规律，阐明了不同温度下钢材尺寸大小、时间与钢中氢含量的关系，为热处理去氢奠定了科学基础。他以精辟的论点和精确的实验，为“发裂”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一成就轰动了西方科技界，公认父亲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鉴于父亲十几年的研究工作成绩和重要贡献，1951年3月，雪菲尔德大学授予他冶金学博士学位。雪菲尔德大学是英国当时唯一能够授予冶金学博士学位的学府，父亲是1923年改革博士制度后获得这种学位的第二位学者，也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学位的亚洲人。至今，在雪菲尔德大学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实验室里，仍然悬挂着他的照片，陈列着他当年亲手制作的一套定氢设备，以此纪念他的学术成就。
在回忆在英国的这段时光时，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一些事情。这里记述其中的一件。
父亲刚到雪菲尔德大学时，第一次入门考试后，导师Andrew教授与他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他对这个学生比较满意，但是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你的英文文章写得可以与英国学文学的学生媲美，而口语却相差甚远？”原来，父亲在准备留学考试之前，从英文报纸上挑选了几十篇好文章，每天背诵一篇，一个月下来背熟了30余篇。因此，在英文写作上颇为得心应手，用他的话来说“只需换几个单词就行了。”但是，口语没有条件则不是轻易能够过关的。与教授谈话后，为了尽快掌握英语，父亲搬离了原来中国留学生聚集的住所，住进了一个英国人的家庭。三个月后，当教授第二次与他谈话时，他的口语能力受到了Andrew教授的赞扬。父亲常对我们说：“没有生来的天才。要获得成功，必须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要有顽强的毅力。当然，还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告诉我们，在他做研究生期间，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以前睡过觉，也从来没有在早晨5点钟以后起床。
父亲就是以这种顽强的毅力取得了成功，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作为一个中国人
父亲秉性耿直，为人宽厚，既心胸开阔，又疾恶如仇。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历尽磨难。但他在逆境中也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即使在斗他最厉害的时候，父亲都能坚持原则，不该讲的，决不乱讲，从不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别人。在重大问题上，凡是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不管会因此得罪什么人或带来什么后果。为此，父亲在文革中一次次被批判，又一次次被关进“牛棚”。最典型的一次是1972年父亲出席了在法国召开的“氢在金属中的作用”国际会议，深感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现状急需改变。回国后，他在沈阳市召开的汇报会上大声疾呼：“中国是政治上的巨人，科学上的矮子。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需要何等的勇气啊！另一次是文革后期，父亲恢复工作后，对当时金属所搞宣传工作的一些人说假话、大话、空话的行为极为反感，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没有经验硬创造，写出文章也好笑。做好工作有一条，实事求是是法宝。”他找到搞宣传的那些人，把这首打油诗当众念完后，哈哈大笑着拂袖而去。随后，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一评李薰的打油诗”，“二评李薰的打油诗”，“三评李薰的打油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父亲再次被打倒，被批判。由于父亲在文革中多次被打倒又多次站起来，人们给父亲送了个雅号，叫做“不倒翁”。
十年文革过后，在我们姐妹的眼里，父亲的一头青丝变成了满头白发，从一个神采奕奕的洋博士，改造成了一个微微驼背的“土老头”。后来，当我们知道了父亲在国外曾经有过的地位和待遇，曾经问过父亲：“你不后悔吗？”当时，父亲十分肯定地回答：“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从来不后悔，我是一个中国人！”直到多少年以后，随着对父亲了解的加深，我们才真正地懂得了父亲，理解了他把祖国的尊严、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高于一切，始终把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放在第一位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并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
父亲小时候读过不少的古文，在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他在英国期间，正是国内抗日战争时期。在他的书房里，挂着岳飞“还我河山”的临摹手书，这是国内去英的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他常常哼唱“苏武牧羊”，抒发想念祖国的感情，每次都流出了眼泪。正是这种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报效祖国之心，使他身在异国14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从而抵住了几次在国外落籍的诱惑，不肯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
1946年至1947年间，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院长Andrew曾多次劝父亲在英国安家落户，并暗示将会青云直上。父亲认为这样做实在对不起自己的祖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国内当时又是烽火连天，欲归不能。他感到十分苦闷，给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写了信。吴先生复信勉励说：“国内前途光明，万不可在国外落籍。”
1950年8月，父亲突然收到钱三强（当时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来信，信中提到要请他回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筹办冶金研究所，父亲当即回信，表示愿意回国。1950年10月，涂长望参加一个代表团来英国，与父亲面谈了请他回国的问题。在谈话中，涂先生表明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来英与父亲接头的，并说：“要从无到有搞起一个研究所来，应当尽可能多接洽几个人成立一个班子。这就拜托你了。”涂先生回国不久，父亲就收到郭沫若院长的来信，正式把筹建任务委托给父亲。信中写道：
李薰先生：
本院准备在1951年中国成立冶金研究所，现在即须成立筹备处开始筹备，拟请先生回国担任该处主任，擘画进行，如有惠允，即请先将回国日期告知。回国之时，如有需要协助之处，亦请见告，……
郭沫若（章）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一日
祖国在召唤，多年来盼望的报效祖国的机会来了。父亲开始奔走串联，他找了在雪菲尔德大学的张沛霖、张作梅、方炳，在利物浦大学的庄育智和在伯明翰大学的柯俊等正在英国工作或学习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共商归国大计。他们从归国日期、程序，讨论到研究大楼的设计，以及应在国外购置哪些图书、仪器等等。
但是，万里迢迢，欲归何易？父亲1950年12月初即向雪菲尔德大学递交辞呈，校方一再挽留，直至1951年3月才辞掉那里的职务。在父亲辞掉职务回国前的这段时间里，1950年12月初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Sheler来到冶金学院，Sheler在美国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当院长陪同参观实验室后，Sheler握着父亲的手问：“您愿不愿意到美国去？我可以帮忙。”战后美国的优越的生活条件确实诱人，但父亲却不屑一顾，并婉言谢绝了。1951年3月新任院长Quarrell派人来劝说，承诺父亲如果不辞去职务，可以另换名义，每年增加工资。父亲也拒绝了。在父亲的心目中，最珍贵的是对祖国神圣的爱。
当时，朝鲜半岛战火正浓，中英互为敌国，英国政府迟迟不发签证，一拖好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求在英国内部旅行，地点是租借地香港。英国当局规定去香港必须有人保证。这个问题上，当时在雪菲尔德大学机械系当研究生的钟士元帮了忙。他与在香港华人办的“光宇制造厂”经理黎景殷接洽好，由该厂作保证，这样才取得了旅行签证。父亲于1951年7月31日抵港，国内已派人安排好一切接应，于是于8月6日顺利到达广州。至此，他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
回国后不久，中国科学院下达了文件，决定建立金属研究所，任命他为筹备处主任。刚到北京不久的父亲，去了东北。他参观了鞍山、抚顺、大连等几个钢铁厂，深深地感到正在恢复的东北钢铁基地最需要金属研究所。回到北京后，他放弃了选址北京的拟议，向科学院建议，把研究所设在沈阳。这个建议很快被组织采纳了。
1951年隆冬，父亲带领4名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和几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沈阳南湖，在一片空旷的荒地上，开始了筹建金属研究所的工作。1953年，在沈阳南湖东侧，一座灰白色的科研大楼耸立起来。我国第一个研究金属性能的大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正式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署任命书：“任命李薰为所长”。
在其后的30年中，他为金属研究所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国的冶金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热情，他曾经对我们说：“金属研究所和我的名字已经连在一起了”。
在父亲去世后，祖国和人民对他回国以后的工作做出了评价：“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导科技人员，由改进钢铁质量，支援创建武钢、包钢，综合利用稀土资源，直至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个重返地面人造卫星、第一架超音速喷气飞机、第一艘核潜艇，提供关键材料，开拓尖端技术，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毕生为国家科技事业，特别是规划冶金科技蓝图，建树功勋，是我国冶金学科领域享有最高荣誉的学者，是我国科技事业卓越的领导人。”
作为丈夫和父亲
父亲常说：“搞科学研究需要有一股傻劲，要持之以恒才能出成果。如果脑子太活，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哪个，最后只能是一事无成。”父亲就是凭着这股子傻劲儿，在英国一干就是14年，功成名就。而母亲也一股傻劲地在国内等了他14年。
父母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而是“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
母亲于1915年出生在湖南东安县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从小仅受过几年“四书五经”的老式封建教育。1936年初，父亲与母亲在长沙结婚，年底大姐发荣出世。
1937年父亲出国留学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著名的“长沙大火”烧毁了在长沙的住房，母亲带着女儿随祖父母一家从长沙辗转回到了邵东县老家。从此，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幼女、侍候公婆，直至抗战胜利，祖父去世，全国解放。在那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的年代，母亲受尽了磨难，苦苦等待了父亲十四年，就像旧中国很多妇女经历的一个个古老的故事一样。可喜的是，这个古老的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父亲于1951年8月回国，到北京后即为母亲办理了从老家邵东农村迁出的全部手续。母亲9月即带着大姐回到长沙，随后到东北与父亲团聚。在沈阳，大姐进入沈阳二中读书，我们姐妹俩也相继出世。从此，便有了爸爸妈妈和我们三姐妹的幸福家庭。父母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以后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小时候，父亲曾对我们说：“古时候，王宝钏等薛平贵是十八年寒窑，你妈妈是十四年寒窑。”这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崇敬。长大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其实在中国社会，像我们母亲这样的妻子不算少，但像我们父亲这样的丈夫并不多。
父亲在家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他性格爽朗，知识渊博，兴趣广泛，语言幽默而诙谐，常常使家中充满了欢笑。父亲非常爱孩子，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也很少无缘无故地对我们发脾气。他给我们起“绰号”，在家就叫每个人的“绰号”，从不在孩子面前摆家长的架子，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小时候，父亲经常一有空闲就把我们姐妹俩抱在怀里， 一条腿上坐一个，给我们讲故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被他讲得活灵活现，常常使我们听得入迷。父亲工作非常忙，经常出差，但他每次出差回来都忘不了给我们买书。在我们成长的不同阶段里，父亲引导我们看不同程度的书，教我们广泛阅读。他引导我们集邮，教我们下棋、练毛笔字，培养我们的兴趣和爱好。文革中有一段时间，父亲“靠边站”闲暇在家，我们也因小学 “停课闹革命”在家休闲。当时我们姐妹一个13岁，一个11岁。家里买了几只小鸡，父亲就带领我们姐妹俩开始了科学养鸡“实验研究”。春天小鸡怕冷，死亡率高，他就接上电灯泡给小鸡取暖；小鸡喝水容易弄湿羽毛，他就在放水的盘子里扣上一个小碗，控制到仅让小鸡的嘴部接触水面… …。他教我们观察调整鸡的饮食，每天给鸡称重量，以至于后来给母鸡下的蛋称重量，画表记录做统计，以及设计制作鸡窝、食槽和下蛋窝，训练鸡自己回家，在指定的地点下蛋等等。在父亲的科学养护下，那段时间我们家的鸡长得非常快，蛋下得又多又大。后来，父亲还把鸡下的最大的一个二两五钱重的双黄蛋的蛋壳放在一个红色的丝绒盒子里，作为养鸡成果精心保存下来，留作纪念。我们在帮父亲养鸡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学到了父亲认真严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受益匪浅。
父亲生前常教育我们要有独立性。他说：“一个人要靠自己，不能靠父母，要凭自己的本事生活。”他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真才识学，人家就瞧不起你，你有了真本事，人家就崇拜你。他要求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认真、努力地去把它做好。他常说：“在国外，你若打碎了一个杯子，就可能丢掉饭碗；你若做坏了一件事，就可能一辈子找不到工作。”他要我们独立、自强，要有立足于社会的能力。我们姐妹俩在该读书的年代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我们先后在农村插队，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总是父亲经常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自强自立，心胸要豁达，精神上要乐观，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要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其实，父亲在那段“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也经常被打倒、挨批判。后来，我们先后回城，又继续求学。父亲因工作忙很少顾及我们的学习，但他始终要求我们在学习上要尽自己的努力争取做到最好。
父亲的一生始终是在为科学事业的紧张忙碌中度过的，从没有时间停下来喘息一下，也没有实现他退休后坐下来写一本书，总结一生工作的夙愿。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留下的只是半壁书籍和精神上的财富。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了，但他对我们的教育和他一生襟怀坦荡，正直乐观，言行一致，无私奉献的人格魅力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一生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永远鞭策我们不断进取，做一个正直、善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祖国有所贡献的人。
(2001年11月10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