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李薰所长是在1952年，他从英回国后，在沈阳筹建金属所。他是一位驰名中外的物理冶金学家，又是具有前瞻卓识的杰出组织领导者。建所伊始，他就确定要把金属所办成研究、技术和科学组织管理的有机组合，要防止重研究轻技术倾向，而培养、招聘各类专业人才是当下首要任务。正值此时，我和新婚妻子王景韫于1949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来东北参加工作，先后调到沈阳金属所。李所长亲自接待了我们，经他坦诚热情的教导和动轴，我们放弃了去研究课题组，毅然投身到技术管理系统的筹建。王分管图书情报，我分管科研器材。王景韫由于在校学习成绩优秀，又有较好的外交基础，还婉拒了校方有意留她任助教的机会。就经所图书情报科后，按李所长的安排，办了俄语速成班，编写了教材，当了老师。按所里规定全所研究人员包括归国的科学家，不熟悉俄语的，都要参加学习。李所长率先报名，认真听课，参加多次考试，并公布成绩，一时在所内外，传为佳话。后又大胆启用王做为前苏联科学院领导巴尔金院士的随行翻译，陪同到国内各大钢铁企业调研。

　　而我在器材科在张作梅同领导下，协调组织设备、仪器的国外订货和更新，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探索为研究室服务的新      ，而得到李薰所长和研究人员的认同。在工作中和李所长接触多了，对他那待人坦诚，谈吐真率幽默，学风严谨，疾恶如仇的人格魅力，心忧不已！

　　1957年5月，祖国大地掀起“反右”风暴，  扫各界各层知识分子。年青时代的我，既幼稚，思想又比较活跃，这就被套定“工作越积极，思想是越反动”的怪圈，抗拒运动，态度极其“恶劣”罪加一等，被定为“极右”，保留公职送公安部门劳动教养，王景韫受到株连，开除团籍，调离机要工作岗位的处分。

　　这时，社会上正掀起“向科学进军”“大跃进”运动，劳改部门也在照办，我和同时被抓进去的金属所夏非同志一起参与了具有多种优良性能的石英玻璃研制任务。试作出用于半导体单晶硅的石英器皿，精密测定热膨胀系数的石英弹簧，导弹头的石英延   线板，精密铸造造高温合金叶片通气孔用的石英毛细管等……。作出了科研成果，被列为“可改造好的右派分子”。1966年获辽宁省科技成果二等奖，被推荐列席省政协活动。由此，我就辗转就业在大连、锦州地方劳改企业，继续研发石英玻璃的新技术、新产品。

　　当时，李薰所长已任中科院沈阳分院院长，他对我这段搞石英玻璃的经历已有耳闻，并清楚把我错划右派是冤枉的，就把我从锦州要了回来，并点拔我不要单看到几种新材料，要开拓视野，站上国家急需的尖端设备的研发平台，遂即安排我到沈阳科仪厂当副厂长，一年后又升任厂长。同时，下次劳动的蒋新松也被调回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任所长。我在错右派前是个副科级干部，如今调回直接任命为正局长厂长和正研级高级工程师，这对我来说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了我第二次的事业生命。而对李薰院长如此破格启用和提拔刚刚改正的“右派分子”孙大正和蒋新松没有相当的魄力是不可能的，在分院系统都认为这是李院长的爱才、惜才举措，其实在他的心胸中装的是即将组建的全科学院新技术系统不拘一格的干部配置和培养策略。

　　我们没有辜负李院长的期望，作为马前卒，我参与带领科仪厂搞了分子束外延和超高真空系统设备，率先试行自负盈亏，减少国家划拨经费。后来又调到试行改革开放的深圳特区，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科健公司，研发核磁共振探测仪用的超导、永磁材料，直到离休。但憾恨的是我们的恩师李薰院长却过早地先我们辞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