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薰，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现属邵东县）。其父与蔡锷同窗，民国初年，曾就官江西省南昌府为知县，１９２５年，回归故里，家道中落。１９２６至１９３１年，李薰先后就读于长沙育才中学、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和岳云中学。１９３２年高中毕业，因成绩优异，他被保送湖南大学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学习，连年获得奖学金。毕业后，李薰任长沙楚怡高级工业学校教员。

　　１９３７年湖南省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李薰名列榜首。同年８月入英国雪菲尔德（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大学冶金学院深造，受业于安朱教授（Ｐｒｏｆ．Ｊ．Ｈ．Ａｎｄｒｅｗ），颇得青睐。１９３８年他获布伦顿（Ｂｒｕｎｔｏｎ）奖章和奖金；１９４０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留该校研究生部负责指导部分研究工作，培养出不少冶金学家。１９４６年南京国民政府曾授意中央研究院干事萨本栋教授聘请李薰回国就职，他托辞谢绝。１９５０年，雪菲尔德大学授予李薰冶金学博士学位。在英国，该校是唯一以冶金学博士命名其高级博士学位的学府，李薰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德全和周培源率团访英，团员涂长望特邀李薰至伦敦，当面恳请他回国。不久，郭沫若院长又亲笔写信，代表中国科学院邀他回国筹建研究所。李薰欣然允诺。遂邀集在英的柯俊、张沛霖、张作梅、庄育智、方柄等共商建所事宜。１９５１年８月，李薰取道香港，回到祖国。

　　李薰于１９５５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兼中共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主席团成员、技术科学部主任；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金属学报》主编；并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代表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辽宁省工作期间，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委员、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代理主席等职。

　　１９８３年初，李薰肺炎初愈，为探讨中国科学院和所属有关研究所面向冶金工业建设的新途径，全面考察我国新建的冶金工业，由宝山钢铁总厂回京不久，即赴攀枝花钢铁公司、长城钢厂、武汉钢铁公司等地考察，在考察中，途经昆明时，不幸于３月２０日凌晨溘然长逝，时年７０岁。

进一步为钢中氢研究奠定科学基础

　　４０年代，李薰在雪菲尔德大学安朱教授指导下，从事钢中氢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飞机曾发生过突然断裂事故。李薰苦心钻研，发现钢中含氢是造成事故的主因，并弄清了钢中含氢产生白点需要孕育期和钢中去氢的规律，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

　　李薰等找出了钢中氢含量及机械强度与发裂的关系，即每１００克钢中含氢达２毫升时，就能降低钢的塑性。而当时一般生产的钢，其含氢量高达４～６毫升左右，钢的氢脆难以避免。造成发裂的钢含氢量一般较高，氢在钢中的扩散率和溶解度是钢产生发裂与否的两个重要因素。李薰等提出一个理论，即在缺陷附近由于氢的聚集而产生内压，导致裂纹。此压力的形成，则是由于高温时原子氢向缺陷扩散，在室温下原子氢变为分子氢。这些分子氢不能扩散，因而产生巨大内压力，使钢发生裂纹。当有碳化物存在时，氢与碳化物反应形成甲烷，其压力也足以产生裂纹。冷加工时伴有缺陷生成，从而增加分子氢含量，促使氢脆萌生。李薰在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８年间，关于钢中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为钢中氢的研究进一步奠定了科学基础，受到人们赞誉。

创立金属研究所

　　金属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新建的第一所大型研究所。李薰在筹建中首先面临的是建成什么样的研究所和建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他留学英国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金属学方面，但国内当时正值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建设计划的前夜，首要解决的是钢铁生产问题，而重点又在冶炼。他不顾本人学术专长，决定以冶炼、燃料、耐火材料为建所主要内容。研究所选址时，他考虑，我国重工业基地在东北，有肩负支援全国的重任；沈阳是当时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且位居以鞍钢、本钢、抚钢和大连钢厂构成的钢铁工业群体的中心，选址当以沈阳为宜。李薰的意见正与当时中国科学院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意向一致。１９５１年冬，李薰等一行到东北勘址，踏上了经东北人民政府商定的沈阳南郊五里河子。在一片荒地上，他畅谈规划蓝图，兴奋地说：“我们的事业就在这里开始！”在东北人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历时仅年余，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即拔地而起。

　　李薰主持金属研究所３０年，成绩斐然。１９７８年英国金属学会访华代表团在我国参观后，发表文章说：“中国冶金方面的研究所，水平参差不齐，而其高点可能是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综括李薰办所的成就，有四个方面特点：

　　１．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主战场，不偏废基础工作，提高理论水平。金属研究所建立初期，李薰主要抓三方面研究工作：一是接受国家任务，为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的兴建，集中选矿研究室全部力量和分析化学室大部分人员，从事大冶和白云鄂博两铁矿的选矿研究，并调集耐火材料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力量，配合地质勘察，为苏联援建工程提供技术设计的科学依据；二是指导耐火材料研究室为鞍钢炼钢平炉强化冶炼过程，对新发明的镁铝砖深入研究使用损毁机理，奠定科学基础，并与鞍钢合作，改进炼铁高炉用高铝砖的质量；三是研究提高钢质量，强化炼钢过程。例如，与大连钢厂合作，在国内首先实现电炉氧气炼钢。为鞍钢当时生产钢板、钢轨等，从压力加工到热处理，研究改进质量；并建立测定钢中氢、氧和非金属夹杂物的技术培训工厂检验人员。同时结合改进钢质量，开拓了冶金过程物理化学研究。他的学术成就荣获１９５６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

　　５０年代末，国内冶金科技力量逐渐成长，国际上科技发展步入新阶段，李薰审时度势，引导金属研究所在研究方向上作较大转变。从以服务于钢铁工业为主转变为主要发展新材料、新技术和相应的新的测试方法。他迅速组织力量，建成高温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陶瓷、铀冶金、二氧化铀陶瓷核材料、热解石墨等研究室，增强研究高强度钢和合金钢的人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成效显著。金属研究所为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发射第一枚重返地面的人造地球卫星、造出第一架超音速喷气飞机、建成第一艘核潜艇等，成功地研制出某些关键材料，作出了重要贡献。金属研究所首先在国内采用真空冶炼技术、等离子喷涂和焊接技术、高压电子束焊接技术、声发射技术、液压伺服疲劳试验技术和俄歇能谱分析技术等。李薰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主持全国高温物理性能测试工作，在金属研究所建成基地，为开发新材料，提供设计依据和仲裁事故原因，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１年，某厂因金属材料脆断，影响几百架机交付使用，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亲自过问此事。李薰受命带领几位科技人员到现场实地考察，很快得出结论。在叶帅召集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叶帅均对李薰和金属研究所的工作奖励有嘉。似此失效分析，探知事故起因，寻求改进工艺和材料的途径，一直是李薰重视的工作方向。

　　对于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金属研究所在李薰的领导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因极“左”思潮影响所产生的左右摇摆。建所时，即设有以葛庭燧为室主任的金属物理研究室，从事晶体缺陷和力学性能的研究。至６０年代初，又成立了以郭可信为室主任的合金结构研究室。李薰号召所有高级研究人员，一定要有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率先攻坚。

　　２．开发智力，培养人才，量才以德，知人善任。为组建金属研究所，李薰努力罗致人才，先从留英人员中邀请了张沛霖、张作梅、庄育智、方柄、柯俊等，又在北京特邀了葛庭燧、何怡贞夫妇，还有随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选矿研究室、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耐火材料研究室和拟议中的工业检验所合并来的张绶庆，谭丙煜、刘静宜、梁树权等高级研究人员。李薰主动诚挚地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５０年代中期，国外回来的学者如师昌绪、郭可信、斯重遥，吴鼎铭等，在李薰的礼遇下，也均来所任研究员，各自开拓学术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金属研究所成立初期，国家分配来一批大学生，他们缺乏钢铁工业生产知识，李薰提出边建所、边工作、边培养、边学习的原则，组织高级研究人员授课，同时组成工作组，派赴钢厂学习生产实际经验。这样，不仅使大学生们得到了锻炼提高，也为所厂之间真诚合作铺平了道路。

　　为使科学研究人员不断更新知识，提高理论素质，金属研究所经常举办讲座，邀请著名学者前来系统讲课。李薰和所有参加学习的人一样，一同听讲，一同考试。考试成绩张榜公布，李薰总是名利榜首。他这种冶学严谨，学而不倦的精神，为金属研究所树立优良学风起到了表率作用。

　　李薰十分爱护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政治进步。对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大胆放手使用，对持不同学术观点和见解的人，融洽合作共事、团结一致。曾有研究人员数人，先后因夫妻分居两地等原因，调离金属研究所，分别在北京、洛阳等地安排了工作，但事隔不久，又均向李薰恳切求归，经同意，又陆续回到沈阳。李薰倍受人们敬仰，也是促进全所团结进步的重要因素。

　　３．领导研究工作，始终置身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李薰经常勉励研究人员树立雄心壮志，勇于探索，不要简单模仿和重复前人已有的工作。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风趣地说：要“五洋捉鳖，不要瓮中捉鳖”，“要做老祖宗的工作”。比如“１８－８”不锈钢便是不锈钢的“老祖宗”，其后许多不锈钢都是从它发展繁衍起来的。他以辛辣的语言讽刺那些只会改变不同成分配料，以此来获得“新”钢种的研究方式，称之谓“炒菜”，语重心长地告诫科技人员说：“‘炒菜’谁都会，只要有锅灶，如果长此以往，就会落在别人后面。”其语言浅近、寓意深远，一直在冶金科技人员中广为流传。

　　１９５６年，李薰参加制定全国《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当时就提出应发展转炉吹氧炼钢技术。１９５７年访苏归来，考虑到开拓喷气和航天技术的需要，发展高温和高强度是金属和合金材料的动向，因而确定主攻高温合金等研究领域；在研究变形高温合金的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分析其生产上和性能上难以进一步飞跃，又提出采用精密铸造工艺研究制造高温合金涡轮叶片。李薰从事科学研究，密切注意世界发展前沿，坚持以发展前沿为研究基点，从而取得较大的成果。

　　４．坚持实事求是，力戒弄虚作假，倡导严谨、严肃、严密的学风和作风。李薰冶学严谨，严格要求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一篇论文，必须千锤百炼，才能出手。他的文章、报告和讲话，都亲自动手起草文稿，从不假手于人。一次，有一研究人员处理实验数据不够严肃，任意取舍，另一研究人员有伪造数据之嫌，他分别对其严厉训诫，全所通报，并予降级处分。李薰坚持科学作风，崇尚科学道德，言传身教，是一代师表。

开拓我国冶金科技事业

　　１９５６年，国家编制十二年自然科学远景发展规划纲要，李薰主持冶金科学技术部分，规划出我国冶金事业发展蓝图。１９６２年起，国家又多次邀集专家规划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他均负责冶金学科。其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先后选任他为冶金组和冶金新材料组的副组长，历时２０余年，他团结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引导着全国冶金科技事业的进步。

　　李薰为我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除由他创办金属研究所培养出济济人才外，还支持组建了新的研究院所。如将选矿研究室和分析化学室的大部分迁至长沙合建成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现为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冶炼化学研究室的炼铁部分并入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耐火材料研究室调往上海合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核材料研究部分调往成都新建西南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随后，中国科学院分别在合肥和沈阳创办固体物理研究所和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均得到李薰和金属研究所的支持和援助。至于受益于李薰而成长的科技人员，更是遍及全国，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科技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对我国冶金科技事业的进步，作出了极大贡献。

　　１９６０年，在李薰和葛庭燧的积极推动和亲自参加下，先在长春召开全国性的有关位错和电子论的学习班，接着在沈阳举行了全国金属物理报告会，这是我国金属物理学科进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

　　李薰热心学会组织的活动。他是创立中国金属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国金属学会第二、第三届副理事长。他团结全国各部门、各地区的同行学者，超脱部门的干预和门户之见，为促进冶金工业和冶金学科的发展而共同努力。李薰重视创刊和办好《金属学报》，他自任主编，坚持办刊方针等原则问题，对论文审改一类具体编辑事务，均亲自动手，不厌其烦。现在，《金属学报》已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学术刊物之一。他也是《中国科学》的编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材料科学丛书》的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卷》编委会副主任。曾亲自撰写冶金学和金属学条目。综览史实，阐述成就，指引发展前景。这是他最后的有学术价值的遗著。

　　李薰早在５０年代就提出扩大稀土元素资源的综合利用，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金属研究所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国家科委于１９６５年成立稀土和铌在钢中应用的领导小组，他任组长，曾召开多次学术报告会，推动了全国有关研究工作。在我国还未探明镍铬矿藏的早期，李薰就组织力量开展铬锰氮不锈钢的研究。自１９５９年起，金属研究所对铁锰铝合金系进行较系统的开拓性研究，为发展低温、无磁和耐热钢起了指导作用。

　　１９７８年５月，中国科学院设立沈阳分院，任命李薰为院长。新人新政，励精图冶。１９８０年著文《择优造就科技人才》，认为“中国科学院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没有一批‘拔尖’的人才，就谈不上出高水平的成果。”主张“为从长远着眼，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抓好基础教育，从小抓起，从基础抓起。”

　　１９８１年５月，遴选李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技术科学部主任。他洞察当时我国科技体制存在的弊端，譬如，科学技术如何面向经济建设；如何改变研究所吃国家的“大锅饭”和研究人员吃研究所的“大锅饭”；如何冲破人才的地区和部门所有制的约束；如何开发智力和更新知识等等。他积极依靠学部委员，切实加强学术领导。到任不久，即倡议分期分批组织学部委员对所属各研究所进行评议，除了改进中国科学院和各研究所的工作以外，并为后来全国推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起了先导作用。他也曾组织有关学部委员和同行专家，讨论我国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向国家提出了积极建议。

　　李薰逝世前十天，应《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发表过有关改革科技体制的谈话。他说：“科学技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打破部门所有制，让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拉起手来。”设想“能不能尽快地成立一些科研生产联合体，比如成立一些大型的科研生产联合公司，”“打破部门界限，实现人才交流，实行科研和生产的大协作。中国科学院可以与企业联合办研究机构，办技术开发公司，办开放实验室，办科技培训班，……”为促进这些精辟见解变成现实，李薰不顾大病初愈，体质孱弱，毅然踏上跋涉祖国大西南的征途。

坚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李薰秉性耿介，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疾恶如仇，坚持实事求是，一生主张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１９５８年，全民大炼钢铁之风一度风起云涌，席卷全国，金属研究所也受到冲击。但李薰并不盲从，估算从运入原料，燃料到出钢出渣，即使金属研究所停止工作，全力以赴，也不能完成任务，遂巧妙地向上级建议，由金属研究所派出两个小分队，指导土法炼钢，使所内免遭一场灾难。其后，“超声波运动”又起，沈阳市有人设想改变铁西工厂区的严重环境污染，建议推倒全区烟囱，改为“超声波”煤气化，并大有跃跃欲试之势。李薰在此关键时刻，认真提出：“要是我的话，先推广煤气，后扒烟囱。”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对国家财产，对科学负责的精神。

　　１９６５年，刮起了一股“三线”建设的狂风，金属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的重点，必须遵照“靠山、分散、隐蔽”三条指示，限期迁徙。李薰实地考察归来，认为“三条指示”要办到不难，可惟独不利于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坚持不轻率行动，不随便迁移。后来，风过浪息，终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中，李薰虽处于自身不保的境遇，仍千方百计保护金属研究所、保护科技人员。６０年代末，科技人员被遣送农村插队落户。李薰不失时机地一批一批抽调他们回所，避免了人才流失。金属研究所“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级军管部门强令一律无偿调出当时不用的仪器设备，送交生产厂矿。当时研究工作几乎停顿，仪器设备自然闲置。如按单上项目调出，金属研究所必将毁于一旦。李薰只好采取拖延和搪塞的办法，躲过了风头。李薰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权势的事例甚多，不胜枚举。

　　李薰先后多次出访法、英、印度和苏联、东欧等国，或代表中国科学院出面谈判，或出席国际会议，或参加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他在维护国家尊严和荣誉，推进各国人民间的友谊方面，均作出重要贡献。

　　在金属研究所的３０年，李薰推心置腹待人，入情合理办事。他常在夏夜绿荫道旁，与工人对奕，工余在宿舍与青年科技人员谈心，体察群情，掌握思想脉搏，遇有问题，解决于萌发之初。他特别关心中年科技人员的困难处境，奔走呼吁，寄以无限同情。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察纳忠言。因此，受到大家的衷心爱戴。

　　李薰勤奋好学，诲人不倦，谦虚谨慎，数十年如一日。在学术研究中，他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毕生战斗在科学事业的最前线。他有深湛的文学素养，加上思想敏捷，性格爽朗，善于诙谐，辛辣其词，而隽永深刻其意，常给人以难于忘怀的记忆。

　　为纪念李薰毕生的卓越贡献，师昌绪、谭丙煜等主编汇集纪念文章和学术论文共５０余篇，于１９８６年出版《材料科学进展》论文集。《金属学报》为继承并发扬李薰致力于科技进步的业绩，特设立《金属学报》纪念李薰奖金基金，定期颁发优秀论文奖、优秀审稿人奖和优秀编辑奖，用以提高金属和材料科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