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我调到中国科学院，长期在技术科学部从事科研管理工作，一直负责联系金属研究所。在业务上经常得到所长李薰同志的指点。一九八○年李薰同志出任技术科学部第二任的主任，我作为他的助手，又与他共事三年。李薰同志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我是十分敬重的，李薰同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科学研究上，他既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又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在科学管理上，他高瞻远瞩，具有敏锐的战略思想，李薰同志是我国科研战线上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和卓越的领导人。

　　我现在着重写李薰同志在担任技术科学部主任期间的三件事，以杼我深深的缅怀之情。

　　第一件事：在学部大会上，阐述大力发展技术科学

　　一九五四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归来，引进了“技术科学”这个名词。从此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任务，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力学、还有部分技术科学；在设立学部时，有数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和地学部，还有技术科学部。

　　什么是技术科学？为什么要发展技术科学？许多年来有许多人曾经探讨研究过，各有各的认识。一九八一年李薰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大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讲了大力发展技术科学这个总是他是这样阐述的：二十多年来，我国技术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为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我国的科学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而从领导思想上来看，长期对科学的作用认识不够，实际作法上又有不少“左”的东西，影响了整个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对技术科学的影响更大。所以，我国技术科学的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目前的状况明显地不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在自然科学中，基础科学是为了探索自然现象的奥秘，阐明自然界的规律性；而技术科学则是研究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及其规律性。

　　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自然科学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基础科学方面，而对工程技术的基本规律研究得很少，在很大程度上，工程技术主要依靠经验。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人信更多地认识到，只靠理论力学还不能解决使用过程中材料强度问题，单凭电磁理论还不能回答什么样的电力系统能发挥更大的效益，只有拉瓦锡的氧化还原学说还不能指导如何改进炼钢过程，如此等等，在基础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实践之间还需要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技术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应用力学、冶金物理化学、机械学、电工学等一批技术科学相继问世。近几十年内，随着基础科学的进展和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技术科学也进一步蓬勃发展起来，一批新闪技术科学逐渐形成，并日臻完善，如原子能、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激光、空间和遥感等等。

　　技术科学是研究生产和技术中基本性，共同性理论的科学。它用基础科学的原理，对各种生产和技术实践中同类型的问题进行概括、总结，并且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得出这些生产和技术过程的规律，解决其具体科学技术问题，并指导其发展。例如：热力学第一、二定律属于基础科学范畴，而工程热物理这门技术科学冰是应用上述定律研究工程中能量转换和传递的一系列复杂的热力过程，找出它们的具体规律，解决各种动力机械和热工设备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从而在蒸气机以后又先后发明了内燃机、汽轮机、燃气轮喷气发动机以及火箭发动机，并使发动机的热效率从早期的不到百分之十，提高到目前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与基础科学不同之处在于，技术科学研究有其明确的应用目的，同生产技术相比，它又具有理论基础的性质。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科学与基础科学相互促进的关系日益明显。基础科学是技术科学的的理论基础。而技术科学既为基础科学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先进的实验手段，又向基础科学提出新的课题。受控热核聚变研究和磁流体发电研究推动了等离子体物理，半导体技术促进了固体物理，激光技术的出现，产生了非线性光学，超导技术推进了凝聚态物理。

　　技术科学与国民经济和国际建设的关系极为密切，它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技术科学可以为直接解决生产和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科学技术问题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基础。也给生产和技术发展不断开拓新的方向。例如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的面貌，电子设备在高效率、高可靠性、微型化以及经济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促进了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飞跃发展，也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一般认为，与技术科学有密切关系的能源、材料和信息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有人认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技术科学，靠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了。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是必要，但不能满足于这种旨进，应该根据我国自己的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基础、教育水平和文化传统等等，发展我们的技术和设备。其实，外国卖出的任何技术，只让人家知道“怎样做”，而不会让人家知道“为什么”，也就是让人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只有发展自己的技术科学，才能真正吸收和消化国外科学技术的成就，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

　　我国的科学技术上要有重大突破，我们自己非搞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不可，而为了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力发展技术科学更是当务之急。

　　今天我们遵循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教导，努力实现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方略，重温李薰同志在二十年前的“关于大力发展技术科学的论述，将是十分有益的”。金属研究所和我们从事材料科学的科研队伍，既要努力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中的重大材料问题，开拓和发展务种新型材料，又要努力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不断丰富材料科学的理论宝库。

　　第二件事：为中青年优秀科学家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李薰是一位在学术上有很深造诣的科学家，他非常懂得对科学研究来说，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所以他在建立和发展金属研究所的过程中，积极培养科研人才、爱惜人才和重用人才。金属所能够取得众多的高水平的成果，成为中外驰名的材料科学研究基础，是与李薰同志介导和建立起来的这种优良传统分不开的。

　　李薰同志到了技术科学部以后，面对全院以及全国的科学工作者，他仍然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他倡议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即由学部委员就全国范围内，推荐具有创造性学术意义，或重大实用意义的，技术科学方面的论文，经学部委员会各学科组审核，定期举办学术讲座或讲演会，还可以将这些讲稿和论文汇编成册出版。用这个办法，促进我们培养人才和注意发现人才，加强学术交流和提高学术水平。

　　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会同意李薰同志的建议，立即着手筹备第一次这样的学术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由十三个学科分组，推荐了三十九篇文章。这些文章论述的成果，有的有助于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若干实际问题，有的在理论或实验方法上有所创新，他们在本门学科领域或专业范围内，显示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例如航天工业部宋健同志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清华大学要志坚同志的《NMOS大规模集成技术研究》，上海冶金研究所邹世昌同志的《离子束材料改性，加工和分析的研究》等等。

　　一九八二年八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在长春召开了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邀请上述三十九篇优秀论文的作者，到会做了学术报告。会议认为推荐一批中青年优秀科学工作者，到学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学术工作，是发掘人才的一个好办法，技术科学部应当把这种做法坚持下去。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三十九名的作者中，有宋健、李志坚、邹世昌、徐元森、邓锡铭、路甬祥、董韫美、韦钰、吴承康、杨冀青、闵桂荣、朱伯芳、钟万思、闻帮椿、徐建中、黄克智、窦国仁等十七位同志，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三件事：在沈阳建立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

　　早在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就筹划建立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在拟订“三线建设规划”里，就列有04-410单位（即腐蚀所），后来因文化大革命而告吹。

　　一九七八年院拟订规划时，又重提建立腐蚀所的事，决定在“合肥科研教育基础”里先着手筹建腐蚀所。当我把这事告诉李薰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腐蚀问题如此严重建立一个专门从事腐蚀与防护的研究所完全必要”。他支持金属所李铁藩等同志的建议，从金属所抽部分科研力量与应化所腐蚀电化学的科研队伍结合在一起，以此为基础建立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他说:“从金属所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对金属所是不伤大雅的，但对能否建成腐蚀所却是非同小可的事”。随后金属所派了王学顺同志与应化所的刘寿荣同志一起到合肥，主持腐蚀所的具体筹备工作。李薰同志在这件事上，表现出识大体、顾大局，宽阔博大的胸襟气魄，使我十分钦佩。

　　一九八0年李薰同志升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技术科学部主任。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里，我提起有人说：化学这个学科下有物理化学，物理化学下有电化学，电化学下才有腐蚀电化学，因此腐蚀是第四代学科，不值得为此设立专门的研究所。李薰同志听了这种议论，很反感，诙谐地说:“说这种话的人，要不是不懂科学，就是别有用心。”接着他却非常耐心地和我讲了一番道理。他说:“现代的科学技术，学科门类繁多，而且还在相互交叉，渗透地向前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兴学科。我们念书的时候，没有半导体和计算机，也没有激光和红外，而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当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腐蚀与防护已发展成为涉及化学、物理、表面科学、力学、冶金学和金属学、机械学和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应用科学。建立腐蚀所当然要考虑学科基础，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国家的需要，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有许多腐蚀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而我们科学院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科研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有需要，我们也具备可能条件去建立这样一个专业研究所。”最后他叮嘱我说，建立腐蚀所这件事是正确的，我们决不能动摇。

　　一九八二年的一次院务会议专门讨论了筹备腐蚀所的问题，我在会上汇报了当时国内腐蚀界的一些情况，以及在合肥筹建腐蚀所碰到的困难。以卢嘉锡院长为首的各位院领导，纷纷发言，都认为必须尽快地把腐蚀所办起来。这时李薰同志发言说，既然在合肥办所碰到困难，进展缓慢，而上海又进不去，提议改在沈阳办，到沈阳办腐蚀所一定会得到辽宁省和沈阳市的支撑，在金属所附近选一块地，有沈阳分院的领导和金属所的支援，腐蚀所是可以办起来的。他还提名请师昌绪同志兼任腐蚀所所长。他的建议和提名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同意。李薰同志的话犹如一锤定音，中国科学院在沈阳终于建成了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

　　不久以后，李薰同志把丁光明同志叫到自己的跟前，亲切地说:“老丁，您在金属所近三十年，非常感激您为建设金属所耗费了前半生的精力。现在再给您一项任务，去帮助师昌绪同志建立腐蚀所。也许这是您退休前最后一次承担的大任务，想念您不会辜负我的希望。”

　　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李薰同志是那么真心实意，那么满腔热情地盼望早日建成腐蚀所啊！很遗憾，李薰同志不幸于一九八三年病逝，他没能看到建成后的腐蚀所，没能见到腐蚀所做出的辉煌成绩。

　　我永远缅怀李薰同志的高尚品德和风范，永远缅怀李薰同志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