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意外的结果
我国著名的物理冶学家李薰，1913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贫瘠的山村。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蔡锷将军的同窗，曾在民国初年做过江西省的知县。不知什么原因，一任期满之后，他再也不肯出仕。正当壮年，赋闲在家，“老”守十几亩薄田度日，家境日渐衰落。在这样的环境里，李薰度过他的童年。
1926年，李薰离开家乡进入长沙市长郡中学，该校校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王季范先生。他非常重视文史教学，特地请来退休的武汉大学名教授周铁珊先生教国文课。教师的博学多识和循循善诱的方法，使李薰对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由衷的热爱，成天沉迷于唐诗、宋词、汉文之中。这样发展下去，或许李薰会成为一名文学家。可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诱使他改变了爱好。
初中毕业以后，祖父逝世，他返乡奔丧误了高中入学考期；长沙所有的高等中学均已招生满额，他不得不去应考插班生。当年长沙招收插班生的学校，只有以理工科为主的岳云中学。李薰考入该校以后，开始“弃文就理”。这一转变是他的许多师友始所未料。二十多年后，王季范老先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科学界代表的名单上看到李薰的名字，甚感惊异；攀谈之中，他饶有风趣地说：“我有不少当了政治家、将军的学生，可是科学家吆，就是你一个。”其实，李薰志趣的改变，并非没有内因的。当时在爱国青年中流行的“科学救国”思想，深深地潜入了这个少年的心。
胸怀救国的志愿，李薰以顽强的毅力攻读初中时忽略了的数理化课程。他的脑海里牢牢地盘绕着一个信条：成功的果实结在苦干的树上。只有比他人更勤奋、更刻苦，才能尝到成功的甜味。从那时起，他就把自己的星期天和假日取消了，把一切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勤勉不负苦心人，在毕业考试中，年纪最轻的李薰获得了最好的成绩，从而免试升入湖南大学。在大学，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
1936年，李薰大学毕业以后，经老师钟伯谦教授的介绍，在长沙楚怡专门工业学校任教。翌年夏天，湖南举行公费留学生考试，李薰在同学的怂恿下前去应试；在上百名考生中，只录取三名，李薰考上了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冶金系。
雪菲尔德城座落在英格兰中部，素有英国钢都之称，是世界第一个感应炉诞生的地方。雪菲尔德大学堪称为这个钢都的科学王宫，它的冶金系在当时科技界中具有权威性的地位。1937年，李薰远涉重洋来到这里。他的导师是声名显赫的系主任安德鲁教授。第一次入门考试，导师对这位中国学生还比较满意，可是对他的英语会话能力却表示“遗憾”。初到雪菲尔德，李薰住在离校较近的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学友之间往来频繁，口语能力一直进展不快。究其原因，李薰想起《孟子》上的一句话：“一齐人教之，众楚人啾之，虽欲求其齐也不可得矣。”为了尽快地掌握英语，他搬到一个远离“楚人”的英国工人家里。不久，他的口语能力受到安德鲁教授的赞许。
那时，某些心存偏见的英国人，常以肤色衡量人们天资的高低。对于新来的中国学生，当然不放在眼里。但是几年之后，这位中等身材、面目清秀的青年，以一连串的成就逐渐使周围的人刮目相看。1938年，李薰获得白朗敦奖章和奖金；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结束了研究生的课业，留校担任研究员并兼带研究生。几年以后，他成为研究部的负责人，负责培养法国、英国、印度、埃及、希腊等十几个不同国藉的研究生。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尖端科学的基础研究。
由于一个惊人事件引起的课题，使李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钢中氢脆奥秘的人。这，又出乎许多英国人的意料之外。
1938年，希特勒的侵略气焰日益嚣张，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英国为了自身的安全，皇家空军暗中进行着紧张的演习。有一天，一架Spitfire 战斗机突然一头从空中摔下来，驾驶员──一一位勋爵的儿子当场毙命。这件事惊动了英国朝野，白金汉宫和唐宁街立即下令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飞机失事是由引擎主轴断裂造成的。在主轴内部出现“发裂”（象头发丝那么细的裂纹）。这就给冶金界提出一个新课题：为什么会出现“发裂”？怎样防止？于是，许多钢厂的试验室和研究中心开始追踪这个现象。然而，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把这个问题提到雪菲尔德大学进行基础性研究。
李薰接到这个课题之后，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发现钢中含氢的奥秘，进而摸清了钢中含氢产生白点需要孕育期以及钢中去氢的规律，并阐明了样品大小、时间与温度的关系。他以精辟的论点和准确的试验，为“发裂”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一成就轰动了西方科技界，贺电、贺信如雪片飞来，公认李薰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雪菲尔德大学授予他冶金学博士学位。当时李薰是该校1923年改革博士制度后第二个获得这个学位的人，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学位的亚洲人。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我们的事业从这里开始”
正值华年，成名国外，人们私下预言，这颗新星将在大不列颠的科学天空里大放光彩。某些英国同行向李薰一再暗示，倘若他加入英国国藉，前程会青云直上。李薰明确地回答：“我永远是中国人。”有一次美国驻英使馆科学参赞访问雪菲尔德大学，他握着李薰的手说：“李博士，您如果愿意到美国去，我一定竭力帮忙。”战后美国的富裕生活和耀眼的黄金美钞象磁石一样吸引过一些人，而李薰却不置一顾。他婉言谢绝了。在那个时代，金钱和地位对于年轻的学子诚然可贵，但是在李薰的心目中，最尊贵的还是对祖国神圣的爱。
战时，大西洋常有水雷出没，航路断，归国难；战后，国民党在国内闹得乌烟瘴气，归国的前景不堪设想。然而李薰的心时时刻刻在系念着祖国。他常常翘首眺望东方，内心自问：何日是归期？
1949年秋，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传到英伦三岛，李薰兴奋得几夜难以成眠。他举杯遥祝：祖国，您的儿子还乡有日了！1950年，李薰收到一封祖国的来信，拆开一看，顿时热泪盈眶。信中写道：
“李薰先生：
本院准备在1951年成立冶金研究所，现在即需成立筹备处，开始筹备。拟请先生回国，担任该处主任。擘划进行，如承惠允，即请先将回国日期告知……
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祖国在召唤！他手捧万金家书，四处奔走串连，寻找在英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共商归国大计。一向僻静的李薰寓所，变成了众学子的会议室。他们从归国日期、程序，讨论到研究大楼的设计，以及应在国外购置哪些图书、仪器。考虑得那么周到，仿佛已置身国内了。但是，万里迢迢，欲归何易。当时朝鲜半岛战火正浓，中英互为敌国；英国政府迟迟不发签证，一拖好几个月过去了。最后还是李薰想出个办法，要求在英帝国内部旅行，地点是租借地香港，才得脱身。1951年秋，这个离国十四年的游子终于回来了。
一进国门，李薰立即步入热烈的欢迎气氛之中，钱三强、王大珩等同志赶来看望，郭沫若同志设家宴为之洗尘，外省的科学家寄来热情洋溢的书信。这一切，使李薰深深地感到，母亲的怀抱多么温暖！不久，中国科学院下达一份文件，决定建立金属研究所，任命李薰为筹备处主任。几天之后，刚到北京不久的李薰，没有去欣赏西山的红叶，也没有去昆明湖摇荡轻舟，甚至连老家也没有回去看一眼，突然上东北去了。
李薰参观了鞍山、抚顺、大连等几个钢铁厂，使他深深地感到正在恢复的东北钢铁基地最需要金属研究所。回到北京以后，他立即向科学院建议，把研究所设在沈阳。这个建议很快被组织采纳了。
在1951年隆冬腊月的一天，冒着凛冽的寒风，李薰带领四名科学家和几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沈阳南湖，望着一片空旷的荒地，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事业就从这里开始。”接着，他兴致勃勃地指点着前方：“西面是研究大楼，东面是家属宿舍，那里应当是一条横贯全所的柏油路，对面是一座实验工厂……”几个青年人顺着他指点的方向望去，却是几片坑坑洼洼的菜地，败叶覆盖着的大粪坑，略远一点是一块散散落落的坟地。可是，李薰那种绘影绘形地描述，引起他们美好的想象，仿佛眼前真地出现一座科研大厦。
紧张的建所工作开始了。李薰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他在简易食堂进餐，在集体宿舍就寝。他这个生长在南方、留学于国外、习惯吃白米和面包的“洋教授”，现在却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东北的高粮米、大馇子，从未提过半点特殊要求。有人问他：“过得惯吗？”他说：“现在是办我们自己的事，生活再苦心也甜啊！”为了祖国的复兴，他胸膛里跳动着一颗多么炽热的心！
1953年，在沈阳南湖东侧，一座灰白色的科研大楼耸立起来，门边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子，上写“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由周总理签署的一份文件，任命李薰为所长。从此，我国第一个研究金属性能的科研单位，正式组建起来了。
一个应用科学研究所应该怎样确定它的工作方针呢？李薰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人民拿出这么多钱来建立这个研究所，应当给国家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不要当‘波斯猫’，供人玩赏不捉耗子。我们要给国家‘捉耗子’。”而他本人就是一个“捉耗子”的能手。
还在金属所筹建时期，李薰就亲自带领几个青年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金属气体分析实验室，室内大部分仪器是他亲手教给青年人制造的。他经常深入鞍钢、抚钢等厂，开展钢中气体测定研究工作。有时就在炉前取出钢样，指着断面上的白点，给青年人讲解：“这就是钢中含氢的症状。在定氢仪的测试下，一百克钢约含有三毫升到五毫升的氢。”原来钢在冶炼过程中，由于分解空气中的水分而产生氢，从而导致白点的形成；钢样断面上的白点愈多，含氢就愈多。要去掉钢中的氢，就需要在冶炼过程中，根据不同钢种，采取不同措施。金属所建成后的两三年中，李薰指导科研人员在鞍钢和抚钢做了数千件钢样试验，测定了平炉、电炉冶炼过程中钢液含氢量的变化，指出了钢含氢增高的因素和降低含氢的措施。这项研究犹如春雨甘霖浇撒在我国年轻的钢铁工业上，促使钢生产的质量节节上升。因而，1956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奖金。
六十年代初，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妄图扼杀我国年轻的原子能事业。赫鲁晓夫恶意地叫嚷：“中国要生产原子弹，还得十年。”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国科学院下达给金属研究所一项有关核燃料元件生产流程与定型的紧急任务。李薰代表全所承担下来。他忿忿地说：“中国人被人看不起的时代过去了！”满腔的激愤化作必胜的信念，推动他立即组织队伍，扩充力量，由张沛霖同志任技术负责，展开一场攻关战。激愤变为催化剂，使李薰的思想觉悟发生质变，他庄严地向党提出自己的申请：“亲爱的党，我要求加入您的队伍，做一名共产党员……”1961年12月，党批准了他的申请。从此，他以共产党员的姿态，处处站在战斗的最前列。
我国人民六十年代初的物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随之而来的科研条件也很匮乏，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李薰和攻关人员的战斗情绪。他与同志们一起日以继夜地书林学海里巡游，查找资料；成年累月地在试验室内熬煎，不断交替品尝着失败的苦辛和成功的喜悦。脑汁的绞损，试验的劳乏，使李薰面容消瘦，颧骨突起，两鬓丛生华发，他却全然不顾，依然和科研人员一起，战斗在第一线上。经过五年艰苦奋斗，金属所终于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全部达到并部分超过苏联的工艺标准。经过全面鉴定，于同年正式投入生产。
轰然升腾的蘑菇云，在高空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为打破美苏核垄断做出了自己贡献的金属所，掀起一片欢乐的波浪。而李薰却诙谐地说：“我们又给国家捉住一个耗子。”
钢的性格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期的金属所，经历了一段花团锦簇的黄金岁月。那一时期，这个所为国家提供了69项科技成果，当时，其中有五项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三项填补国内空白，两项获得国家科学奖金。正当李薰和全所人员信心十足、步步向世界先进水平接近的时候，一阵狂飙席卷中国大地，打乱了我国人民一切常轨。灾难降临，金属所在劫难逃，首当其害的是李薰。
在那是非颠倒、阴差阳错的年月里，过去为祖国做的一切贡献都变成“罪状”，甚至连归国参加建设的行为，也成了“特嫌”的依据。一位同所的科学家师昌绪访问英国时，李薰借给他一顶礼帽──这顶礼帽竟被“想象力”丰富的人视为特务的联络暗号。
一人受害株连九族，李薰的家岂能幸免。一对“造反”夫妻破门而入，强占了房间。多年收藏的珍贵资料和书籍抛甩满地，任意践踏。八十岁老母被推倒床上，气息奄奄，七天之后含愤离开人世。老伴席玺玉号啕大哭，她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废寝忘食地为祖国工作的科学家？
阴冷的秋风吹得李薰的伤口阵阵酸疼，而最痛心之处是在心上。科研工作几乎全停了，“打倒一切”的叫嚷代替了一切；长此下来，祖国的科学事业不就跨了吗？朦胧之中，他觉得国家似乎出了毛病，究竟出在哪儿，一向注重研究自然科学的他，那时还搞不清楚。不过，经过一番锤炼，迸发出一点觉醒的火花。
透过乌云密布的天空，射出一道霞光，给金属所和李薰带来一线生机，把刚从牛棚放出来的李薰，又推向科研第一线。
1970年，一项有周总理批示的“705－1”重点工程任务下达给金属所。这项任务的内容是，为我国第一颗返回地面的人造卫星研制一件防护外衣──“蒙皮”。当卫星返回地面穿过大气层时，要经受一千多度高温磨损，如果不披上一件耐高温、抗氧化的外衣，装着珍贵仪器和资料的卫星，就会在大气层燃烧殆尽。周总理批了八个字：“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这项任务，一个兄弟所没有啃动，转给了金属所，李薰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
可是，当时研究室人员组成情况是：青工徒工当骨干，三四级工跟着干，五六级工靠边站，七八级工滚他妈的蛋，“臭老九”下乡调回来。那时正是上山下乡的高潮，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得有“倒反天罡”的勇气，得冒重进牛棚的风险。即使如此，李薰仍然坚决要求调回一批科研人员。他提议，第一个调整李铁藩担任一个题目组长。李铁藩是第一批随他来沈创业的五个大学生之一，以勤奋的实践取得过多项研究成果，是一个合格的攻关人才。可是得到的回答：“我们需要的是政冶骨干，而不是业务骨干。”李薰据理力争：“他怎么不是政治骨干？他是共产党员嘛！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选定了他。”
李铁藩没有辜负老所长的期望，他在李薰的指导下，做过无数次实验，最后创出了料浆喷涂扩散硅新工艺，找到了解决研制任务的途径。李薰还带领一批科研人员深入工厂，利用工厂的实验室边试验、边试制。在关键的问题上，敢于下结论；迂到难点，能够及时指出正确的解决方法。他提出控制涂料厚度、板材双向轧制等意见，对突破难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经过20天的苦战，李薰和参战人员试制出第一批合格的板材，为蒙皮的研制开通了道路。
当我国第一颗遨游太空的卫星安然返回地面时，举国欢声雷动，李薰和金属所的同志们感到莫大的欣慰。然而他们知道，这个胜利来之何其不易啊！
1971年，一个军工厂发生了因金属材料引起的严重的质量事故，影响几百架银燕不能起飞，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飞机也不能保证按时发货。周总理和叶帅过问了这件事，有关部门派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新钢种代替老钢种的结果，有的认为是技术人员修改工艺造成的，还有的怀疑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这项紧急任务，又摆在李薰面前。
李薰带领几个科研人员深入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到厂后，首先参观生产流程，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三时，脚不停步地走、看、问。当走到整形工段时，他看到几个老工人把两三毫米厚的钢板套在模子上，抡锤猛敲，几个徒工也如法炮制。于是，李薰转身问道：“是不是老工人出的废品更多？”回答是肯定的。李薰进而说：“我看你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框架断裂和氢脆有关。”
由于李薰二十年前做的基础性研究，使他成为熟悉“钢的性格”的人。原来，金属中氢原子的半径非常小，而金属原子间距较大，氢原子可以在金属中自由地串来串去；一旦氢原子在金属微缺陷中积聚，两个以上的原子就成为分子，体积增大，不可逆转。氢分子在缺陷中愈聚愈多，产生压力愈来愈大，一直到超过金属本身的强度，就会产生裂缝。通过金属的冷加工造成大量微缺陷之后（老工人干活劲儿使得足，微缺陷就更多），再进行电镀，进入钢中的氢气大大增多，这就使钢材氢脆问题变得严重。
原因找到了，问题解决了，国家的经济损失避免了。通过这个事件，军委陆续发现许多飞机生产质量问题，叶帅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李薰应邀赴会汇报情况。在会议期间，周总理莅会作了指示，并对李薰和金属所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极大鼓励。
1972年，李薰受中国金属学会的委派，率领一个代表团赴法国参加《氢在金属中的作用》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代表团一到巴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作为金属学界老前辈的李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了执行主席。
会议在热烈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着，一篇篇学术论文阐发着新思想、新见解，而我们却空着手来到巴黎，拿不出新东西来。国际科学界的新秀层出不穷，李薰当年培养的外国研究生一个个都成为金属学的权威，作为这个领域的创始人，他在主席台上再也坐不住了。他感到十分惭愧，十分遗憾！
几天的会议对李薰的触动特大，心头总象被一团烈火烧灼着。他痛切地感到：我国科学事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愈来愈大。回国之后，他急切地奔跑于有关部门，大声疾呼：“科学研究机构要整顿，要有为明天的问题多投入力量的研究所，要重视基础研究，要有科学储备，要爱惜、培养人才……”在沈阳全市大会上，他感情激奋地说：“我们国家是政治上的巨人，科学上的矮子。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那种说假话受宠、说空话升官、说真话犯罪的年代，李薰的呼吁自然要招来口诛笔伐。他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被列为新的“罪状”。“一评”、“二评”的大字报接踵而来；“回潮”、“复辟”等一连串帽子凌空压顶。“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传下黑话：“象李薰这样的人，虽然是共产党员也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薰又遭到一次没顶之灾。恶浪无情，人心有秤，“四人帮”叫得再响，群众硬是用沉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尽管大字报骇人醒目，讨伐声不绝于耳，李薰依然坚持自己信念。他──几番炉火后，丹心百炼钢。
顶“风”记
建国三十年来，“左”的思想掀起一次一次的狂风恶浪，对我国科技战线的冲击和破坏是很大的。同在浪里行船，金属所岂能幸免。不过，由于李薰顶风逆浪，竭力支撑，几度避开险滩恶浪，使金属所这条小舟较平稳地行驶在正常的航线上。
人们不会忘记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情景，工厂、学校、机关、公社都在搞“小土群”，日夜奋战，要“超英赶美”。在那用狂热代替科学的日子里，各式各样“卫星上天”的捷报频传。天津有人大叫，用辣椒和猪皮炼出来“辣椒钢”和“猪皮钢”。有人询问李薰，要不要请来介绍经验。李薰看穿了那种骗人的把戏，毫无科学根据。他郑重地回答：“我看他们炼的是‘牛皮钢’，不要请吧，否则臭名难洗。”
炼钢的浪潮没有把金属所置于岸边而不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沈阳市委下令：金属所要每天炼出两吨半钢。李薰计算一下，从拉原料、运煤烧炭，直到冶炼，所有人员全力以赴，也难完成任务。他只好如实反映：“要我们炼钢可以，请先把金属所的牌子摘下来，我们停下一切工作专搞炼钢。不过，得把话讲清楚，还是完不成指标。”后来，作为一个让步条件，李薰提议金属所派出两个小分队指导土法炼钢，就算金属所的任务完成了。市委同意了。
研究冶炼的金属所，是沈阳地区唯一没有搞土法炼钢的科研单位，它受到的冲击最小，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当然，有几个不甘寂寞的人，对李薰不热心炼钢的态度，提出过尖锐的意见。李薰听之任之，一笑而已。
李薰始终主张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保持一定的适当的比例。金属所建所以来有过几次大的方向性转变，每次转变都由李薰和几位老科学家提出来的。但是，历次改变都遵循着一条基本原则：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和国际科学发展的动向。从建所初期的为钢铁工业服务到58年的搞国防尖端任务，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发展新型材料到近来的以材料科学及工程为主攻方向，这一系列转变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李薰所抵制的，仅仅是违反科学发展规律的“乱变”。
1965年，三线建设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指示下，要求金属所和其他科研所一样，准备迁到大三线去。为此，李薰亲自到三线做了一番实地考察，回来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靠山、分散、隐蔽”三条都好办，唯独不利于科研工作。因此不管上级怎么催促，他始终坚持要慎重选址，不肯轻易上马，更不肯随便动迁。后来事实证明，许多科研所迁进去以后，无法开展工作，不得不再搬出来。金属所几乎没有行动，避免一次重大的损失。
即使在十年活劫期间，李薰处于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然想方设法保护金属所，使其免遭更大的损失。刚离开牛棚开始工作，他就借用种种理由把遣散到农村落户的科研人员，一批一批地抽调回来。防止人才流失，专业荒疏，为国家保存了这批宝贵财富。
有一件事连金属所的某些同志至今或许还不大清楚。
那是在他刚进革委会不久，上级军管部门下了一道死命令：凡是科研所目前不用的设备，一律送交生产厂矿。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研项目都被“革命”挤掉了，当然绝大部分设备闲置起来，均属“不用”之例。主管设备的人按命令要求，清点，造册，准备上报。在上报之前，把清单送给李薰过目。他看了之后，象剜心一样难受，硬是扣住不报。一拖、二搪塞，风头过去了，只拿走了几件无伤大体的设备，敷衍了事。如果清单上的设备全拉走，金属所就只有人马而无刀枪了。
李薰并没有异于常人之处，或许他的特点在于“在追求真理的同时敢于坚持真理”。当人们被“热风”吹得头脑发晕时，他能够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当人们处于“高压”气氛下不敢讲真话时，他敢于挺身而出说真话。因此，他顶住了多次来自左倾思潮的冲击。
但是，近三十年来仍有多次干扰，他没有顶得住。例如，1956年在北京新桥饭店开学部委员会，研究金属所压力加工研究室的迁移问题，李薰和与会的委员一致反对迁移，还是迁走了。后来实践证明，金属所在承担新型材料任务时，不得不重新建立这个研究室，事倍功半，多花了国家的资金。而今提起此事，李薰依然感慨系之。对于一个工程，或者一项贸易，仅凭某些同志说上几句，便“拍板”了；于是，千金轻掷，国家财富象泼水一样付于东流。事后，轻轻说一声“交学费”，便完事大吉。这，不是大有人在吗？
科研领导者的责任
有人说，金属所舞台小、演员多；还有人说，金属所人材荟萃，能手如林。考虑起来，这些话颇有依据。金属所拥有高级科技人员70人，中级科技人员380余人，已经形成一支多学科、专业配套、兵种齐全、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队伍。三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支队伍有一定的水平、能打硬仗、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多次做出过重要贡献。这支队伍的成长史是从建所开始的。
以李薰的意愿，在金属所建成之后，就钻进研究室，一心搞科研，不再担任领导职务。1958年前后，他曾向领导提出过这种要求。领导跟他说，在第一线搞研究和担任领导工作都重要，现在需要你做的，是把研究所管好。他服从了上级的决定。此后除兼任两个研究室主任外，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领导工作上。
作为所的领导人，李薰的理想是把研究所办成科学家进行科研活动的园地，而不是管科学家的机构。他倡导学术民主，不搞行政命令。从不随意取消他人的课题，只要有发展前景，就竭力支持。有时宁肯牺牲个人的条件，也要保全他人的项目。他乐于做垫石铺路的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免不了要发生意见分歧。每逢此时，他总是先让对方把意见谈完，然后以诚相待，求得统一。从不以权威压人，也不放弃原则作违心之谈。
李薰学识渊博，具有综合性学科观点，熟悉国内外科学发展状况，对新事物具有高度敏感性。在出题目、定方向时，他象个高明的棋手，纵观全局，每下一子，力求多看几步。
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我国冶金界多数人还不理解叶渚沛先生提出的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新技术时，李薰却给予积极的赞助。他和叶先生一样，看到了这是冶炼技术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是迅速发展钢铁工业的“必由之路”。他极力主张金属所与大连钢厂合作，在国内首先实现了电炉氧气炼钢，使生产率提高30％，电耗下降27.5％，明显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
五十年代中后期，轧制喷气飞机涡轮叶片已趋于极限，再要提高飞行速度，必须另辟蹊径。1959年，李薰提出用精密铸造的手段试制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当时，国际上只有美国在秘密研究（约1956年开始），包括以制造飞机发动机驰名世界的英国等大多数国家，仍在沿袭轧制的老路。可是李薰提的这个项目，被当时受苏联科技路线影响的人投了否决票；试制出来之后，有关部门不敢试用。李薰依然支持继续研制，后来科技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世界各国陆续采用了铸造的方法，成为当前涡轮叶片生产最重要的工艺之一。
六十年代初，偶尔发生一件事，为金属所的精密铸造打开通路。印度的直升飞机能飞22，000米高度，可以飞越喜玛拉雅山；我们的只能飞18，000米，越不过去。后来发现，印度飞机上有个美国铸造的涡轮增压器在起作用，有关部门提出来要金属所进行试制。金属所有前期搞精密铸造叶片的基础，很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接着有关部门在欧洲航空展览会上首次看到美国铸造的多孔涡轮叶片，才认识铸造的先进性；进而，金属所与有关单位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代多孔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气冷涡轮叶片，使发动机涡轮前温度提高100多度，增强了飞机的使用性能。这个项目从研制到应用，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美国）的差距。
李薰不仅在建所方针和科研选题这些重大问题上抓得很紧，而且从开始建所时，他就清醒地意识到，研究所能否出成果不取决于科研大楼的优劣，决定因素是人的素质。在抓大楼建设的同时，他把更大精力用于人员培训上。当时所内主要人员除几名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外，便是二三十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青年对有关专业实际知识掌握得不多，要使他们真正在科技战线发挥作用，还必须进一步培养。李薰认为，一个合格的科研人员应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广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实验和运算技巧，流畅的外语阅读能力和辩证唯物的思想方法。为此，他抓了三件事：一突击学外文；二狠抓基础培训；三加强基本功训练。在基础培训方面，从1951年就组织他们轮流下厂熟习生产工艺流程，从实践中掌握专业知识；此外，还组织国外回来的科学家讲授基础理论课。李薰亲自执鞭任教，长年坚持，从未间断。在进行培训同时，还进行严格的考核、评议，作为提职、晋级的依据。经过几年精心培育，这批幼树迅速成材，为我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在他们大多人是付研、付总工程师或付教授，成为国家科研的中坚力量。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得技术老化、人才老化过程加快，知识废旧率相应增高。对这个问题，李薰在六十年代已有充分认识。为了避免老化，适应科技发展需要，必须及时进行知识更新，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1962年广州会议前后，李薰又主持开办了金属电子论、位错理论学习班，聘请南开大学陈仁烈等所外专家讲课。这些知识对工科出身的李薰和几位所内科学家也是生疏的，他们跟青年人一起学习，一起考试，成绩也一起公布。在他们的带动下，全所形成深厚的学习空气。深夜，静静的科研大楼灯光通亮，窗口晃动着埋头苦读的影子；清晨，从庭院内外的曲径旁、树丛中，发出琅琅的外语读书声。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岁月。一位刚入所的大学生说：“一进所就感到有压力，不拼命学不行啊！”其实，并没有人压他、督促他，他所感到的压力是一种“气压”──学习空气的压力。
“青年人象海绵，要是把它放在沙滩上，什么也吸不进去；要是放在水里，就能吸取更多的水分。”李薰常常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述为青年科研人员创造良好学习条件的重要性。他很重视图书馆、资料室的建设，以及对《金属学报》的领导工作，他认为这些部门工作得如何，直接关系着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他的领导工作虽然很忙，却很重视带好研究生。对于培养研究生，他主张因材施教，基础不同，专业不同，要求方法也不同。他认为，该管的要抓得紧，该放的要放得开。比如选题、方向、研究路线要具体管，学什么东西，看什么书都得管；而对于实验设备，他仅仅指引路线，放手让青年人自己去搞。他对研究生写的论文、工作报告要求很严，先让研究生自己反复修改，直至不能再提高时，他才动手修改。他改的认真仔细，连遣词造句、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常对青年人说：“导师应该开门带路，带上了路，你们就该自己走。”
李薰既是青年人的严师，又是良友。他对青年人的严格要求与诚恳帮助是并行不悖的。陈继志第一次拿出钢锭中发纹情况的研究报告时，李薰看完之后，亲自领他到图书馆去查找资料；找到所要的资料之后，李薰语重心长地说：“你看，你这个问题人家已经作出结论。以后要记住牛顿的话：‘如果我见的要比笛卡儿远一点，那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一站在巨人肩上望去，视野辽阔，不要埋头去‘发现’他人发现了的东西。”二十多年来陈继志一直把导师的教诲记在心间，现在是第三研究室的副主任。
李薰平易近人，语言诙谐。一个深邃的道理经他口中谈出，就变得浅显易懂了。他告诉青年人不要满足于“瓮中捉鳖”，要去“五洋捉鳖”。前者只要会“捉”，就手到擒来，虽然也有贡献，但不是科学院的主要目标；后者是在广阔海洋里探索，先要断定“鳖”在哪儿，才谈得上“捉”，这就要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这样一个有关治学方向的问题，他用两个“捉鳖”就讲得清楚明白，令人听之难忘。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李薰把严谨、严肃、严格的学风也传给青年人。他提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作风，反对弄虚作假、大言不惭的恶习。他说：“世界上做事有四种人：一是光说不作；二是说了再作（说得多，做得少）；三是作了再说；四是做了也不说。我们干工作不要学前两种人。”他的言传身教给金属所留下了良好的学术传统：干工作不大叫大嚷；拿出去的数据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踏实的作风和实干的精神，使金属所在产业部门中赢得信誉。
春 日 远 眺
首都五月的清晨，分明是盎然的春意，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胜利地闭幕了。新选出的领导人陆续上任。李薰来到科学院就任副院长（兼任技术科学部主任）。上班后，人们注视着他手中的提包，似乎从那里随时都会跳出一项新规划、新方案来。李薰会意地笑了。他的提包一直没有打开。
在走上新岗位之前，李薰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的提包里没有成本大套的新方案，甚至连一项应付眼前工作的计划都没有。他对新工作总的看法是：困难多，任务重；有信心，靠群众。他诚恳地说：“靠上面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还是要靠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这支拥有雄厚基础的科学队伍。”但是，作为一个老科学家，他深切地感到有几个问题，应当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一个是体制、一个是学风、还有一个是人才。
在谈到体制问题时，李薰感触颇深。他认为，目前的体制必须改革，否则适应不了科学发展和实现四化的需要。这个问题不仅科学界存在，也是全国性的。他很赞同方毅同志的见解：技术攻关并不很难，怕的是体制上造成的阻力。他认为，现在我们某些地方形成“部门所有制”，一个问题要是涉及两个以上的部门，就互相牵制起来。在科学技术上也是如此。有个部门在国外花大价钱买回来“专利”，对国内同行还要保密，殊不知它买的那个专利，国内在七十年代就解决了。这种现象，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符的。
学风不正也是当前需要注意的问题。他深深感到，“四人帮”把我们的好传统、好作风破坏得太狠了，要恢复起来真难。近些年来，有些人不讲团结协作，研究课题越来越小，文章署名越来越长，纠纷越来越多。还有的人热衷于争名逐利，不择手段，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地市侩习气有所滋长。他提倡在科技人员中，要大讲科学道德，要整顿学风。
谈到人才问题时，李薰一再强调，当前不仅培养人才方面存在问题，使用人才也有不少问题。我们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是封闭式的，把人员拦在小圈子里，促使科技队伍僵化、老化。有的单位人才不足，有的单位积压浪费。科技人员应动不能动，想动不准动，不能人尽其才。现在各种学科都在互相渗透，人才要流动才能适应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他主张采取必要的措施，让科技人员有来有去，能进能出，可以跨组、跨室、甚至跨所进行工作。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永葆科技队伍的青春活动。
在踏上新征途的时候，李薰依然是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步履稳健。
(登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No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