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师昌绪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事业的发展，大体都要经历初创的艰难，成长的坎坷，壮大的欣慰，收获的喜悦。科学基金的发展历程也不例外。抚今追昔，今天的科学基金被誉为培育创新的“沃土”，离不开第一代科学基金工作者在这片“处女地”上的开拓。作为“拓荒”队伍中的一员和老科学基金工作者，我谨捡拾那段峥嵘岁月中的如烟往事历数如此。

1984年春我由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第一技术科学部主任。当时这个学部管辖26个研究所，不但过问研究所的学科方向，而且涉及很多事务问题，因而忙得不可开交。两年后，技术局成立了，学部主任的事情也就不多了。此时，正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筹建，院领导征求我到基金委工作的意见，我便欣然同意了，同时也就义无反顾地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基金委。

当时，我深感科学基金对发展我国基础研究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因此，我对办好基金委寄予很大希望，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一是工作人员要认真了解国内基础研究的实力（人才、装备、业绩、学风等）；二要努力提高学科主任的水平，并掌握本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三是各学部与学科负责人在认真执行唐敖庆主任提出的十六字评审原则（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同时，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一方面防止偏差，另一方面保障有效使用基金；四是不断扩大基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争取共同资助，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并征得委领导班子的同意，我做过以下几项工作。

编写第一本《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基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学科前沿、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关键问题，为了鼓励创新、推动学科交叉与人才培养，基金委有责任通过科学基金工作，从宏观上加以引导。从而在建委之初，便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项目指南》的制订工作，认真编写了基金委第一本《项目指南》（1987）。《项目指南》部署的课题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属于本学科范围内的新构想、新概念的探索项目；第二层次是鼓励领域；第三个层次则为定向课题。这种设置方法，既突出了重点，又不妨碍创新思想的发现。为了便于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局秦光道副局长还将《项目指南》译成了英文。

推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制定学科发展战略的目的，不仅有利于长远规划的制定和科学基金资助方向的选择，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项工作培养和锻炼学科主任把握学术前沿的能力。当时规定，学科发展战略研究要组织有声望的科学家参加，学科主任为副组长之一。这样，学科主任通过对发展战略的讨论，可以学习了解学科前沿，并和专家广交朋友，锻炼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这是培养干部的有效措施之一。但是在立项过程中，有些学部领导开始对此并不认同，认为是“没事找事”。在我的坚持下，经过几年，终于编辑出版了54个学科领域发展战略的单行本。据后来人评价，这项工作确实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完成第一本成果选编

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出成果，出人才。因而我一直主张加大成果管理和宣传力度，以负责任的态度向国务院和人民汇报科学基金资助效果，促进公众对科学基金工作的理解，从而争取更大的支持，出版成果汇编是主要形式之一，于是1990年便组织有关人员从大量成果中选出了188项。为了统一格式，提高可读性，我在盛夏期间在家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逐条逐字进行修改，于1992年在科学基金制建立10周年之际出版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选编》（1990）。江泽民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李鹏同志书写了“成功的实践，显著的成绩”的题词。

1986年国家高技术发展规划（“863”计划）立项以后，规定有2％的经费用于新概念、新构思探索项目。为此，在一次向方毅国务委员汇报工作时，我提出这项工作应由基金委来管理，理由是：“863”计划局限于有限范围，而科学基金面向全国，新概念、新构思往往出于小单位、小人物，且与基金其他项目衔接紧密。这一提议得到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的支持。我们在综合计划局设立了高技术办公室，由李克健同志负责，并与“863”计划高技术办公室建立密切联系。到2000年这一项目实施了14年，累计拨款近2亿元，资助2000余项，培植了一批高技术生长点，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同志对恢复停了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工作十分关心，并提出只有中国科学院或自然科学基金委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当时，我委主要领导同志认为此项工作难度大，易得罪人，态度不积极。胡兆森同志和我都认为通过自然科学奖的评定可以了解全国基础研究实力的分布，而且自然科学奖也是基金成果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我们力主承担这一任务。经过多方面努力，才得到领导班子的认同。在唐敖庆主任支持下，于1987年恢复了评奖工作，次年又扩大到港澳，一直到1994年先后共评4次。后因国家成立了专门奖励办公室，基金委承担的这项工作才告结束。在此期间处理了多项有争议的项目，由于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严谨和透明受到科技界的好评。

为加强我国基础研究设施，从1984年开始国家计委陆续在中科院及高校建立了不同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到基金委成立之际已有70多个，在“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下，对改善科研环境，稳定科技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1988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中的“重点学科发展项目”，又拟再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次扩大到产业部门、高校及科研单位，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在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由国家计委组织了18人的评审组，并建议我担任评审组长。在各位组员共同努力下，历时数月评出了7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加上原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计150多个。实验室建成后，国家计委委托基金委对实验室进行验收，国家科委则委托基金委进行评估作为发放运行费的依据，为此，我们遇到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统一委内各级领导间的意见分歧，因为有人认为这不属于基金范围，白白增加负担，我则认为这是了解各研究基地的极好机会，而且可提高基金委的权威性；二是统一两委所定指标。此前，由于两委所定指标不一致，一方面产生思想混乱，基层也不胜其烦，经协调后才统一起来；三是在评估时指标是以定性为主还是以定量为主的矛盾，再者还有如何才能做到同一学科各实验室间有可比性。经过复杂、长期的过程，才形成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评审方法，一直延续至今。

1987年基金委委务会议确定把数学作为重点资助学科之一，因为中国人具有高智慧，数学研究所需设备条件少，如果加大资助力度，吸收海外有贡献的华裔人士共同努力，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有所突破。这一决定得到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的大力支持。领导班子责成我主持召开一次由中外青年数学家参加的“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讨论会”，会议于1988年8月在南开大学召开，这时，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国务委员正在召集大学校长在北戴河开会，其中包括十几位数学家。于是我写信给李铁映同志，请他届时允许这批数学家来津开会，并欢迎他也能出席指导。李铁映同志果然出席了大会，孰料在大会上他突然宣布要成立“数学基金会”，并提出多方集资的具体方案。会下我向他提出异议；同时我还向当时中国数学学会会长程民德教授说明成立基金会的复杂性和数学的应用涉及各个领域，难度很大；回北京后还写信给宋健国务委员，希望他慎重考虑。最后以财政部拨款100万元，成立了由基金委数理学部管理的“数学天元基金”告终，这对我国数学界也是一个很大支持，后来经费又逐年增加。

在任基金委副主任期间，我还主持出版工作，推动创立了《中国科学基金》与《自然科学进展》两种刊物。《中国科学基金》属于机关刊物。《自然科学进展》（中、英文版）是由计委委托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讯》发展而成，目前已成为国内重要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杂志之一。从1991年试刊至今已十多年了，为扩大海外发行我曾亲赴英国寻求海外发行代理商。《中国科学基金》与《自然科学进展》的创办，为科学基金工作者和科学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1987年，我被派代表基金委与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会（NSERC）签订了第一个合作协议，而后又访问了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我国受到封锁，国际合作遇到了困难，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停止了“中美基础研究联合工作组第七次会议”，西德、瑞典、挪威、法国等国也采取了不友好行动。1988年参与世行贷款，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工作的华裔学者Tony Woo教授写信给我和国家计委的马德秀司长，希望我们组团到美国访问。1990年1月我们组织了25个人的代表团由美国国家种子基金会全额资助（包括来回旅费和在美生活费），在Arizona州立大学召开了机械学科项目汇报会，会后分5个组到相关大学、科研院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观访问，这一举动不但深入了解到相关学科的发展，在业务上有所收获，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美国当时在政治上的封锁。

科学数据的积累和分析是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了材料在大气、海水及土壤腐蚀网站的建设，归口国家科委管理。基金委成立以后，此项工作改为两个部门共同领导，具体工作由基金委承担，作为分管材料与工程学部的副主任，我主动承担了下来。但此时正值体制改革，几十个腐蚀网站经费没有着落，有些在腐蚀环境下挂片多年的样品也濒于无人管理的局面。为此，每年我都召集有关部门为筹集资金做说服工作。为了便于腐蚀学科继续发展，基金委连续设立相关重大课题，一直延续至今。应该指出，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王光雍教授协助下进行的，他不但巡视全国各网站，而且到各有关部门说明腐蚀网站的重要性，先是得到国防部门对所属网站给予高度重视，一年多以前科技部又将腐蚀网站列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一部分。我虽然仍被任命为专家组长，但再也不为网站生存问题发愁了。

回顾科学基金发展的20年，上述十余个方面的探索与开拓，为推动我国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不同程度地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我与基金委有关同志共同参与的实践，我只是起了个带头或推动作用。

20多年来，基金委给我创造了优良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在任副主任期间（1986～1990年），在基金委领导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为我国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我个人也得到了锻炼，那就是“宽以待人，一心为公”。而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仍坚持正常工作，希望能为科学基金再做一点事。

（师昌绪：1920年11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