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大庆

2004年6月4日。上午11∶30。一位老者缓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在全场1200多名院士的热烈掌声中，他从国务委员陈至立手中接过了“光华科技奖成就奖”。他就是两院院士、我国著名的材料科学专家师昌绪先生。

回国

1955年7月。骄阳似火的美国旧金山码头。克里夫兰号客轮从这里启航开往香港。船缓缓离岸，站在甲板上的35岁的师昌绪万分激动：“我终于可以回到祖国了。”在滚滚波涛中，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了为争取回国而与美国当局斗争的日日夜夜。

师昌绪是1948年9月来到美国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开始留学生涯的，主要从事真空冶金的研究。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利用真空中蒸汽压的原理，从炼铅过程中所得的锌熔渣分离银，其纯度达90%%以上。这个具有开拓性的独特方法改进了在100年前发明的用锌提取液铅中金银的方法。年轻的师昌绪到美国不久便显示了他的科研才华。1952年在美国欧特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有关铟—锑—砷三元合金相图，为今天化合物半导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师昌绪又在属于美国空军课题的“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中以4300系统为基础，变化钢中硅及碳的含量，系统地研究硅对回火、残留奥氏体及二次硬化影响等问题。在他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发展出来的300M高强度钢，成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最常用的飞机起落架用钢，解决了飞机起落架经常因断裂韧性或冲击值不够而发生严重事故的问题。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收走了中国留学生的护照，限制他们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抱有坚定回国信念的师昌绪便与志同道合者开始了同美国当局的坚决斗争。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向祖国汇报，为祖国提供确切的证据。

在美国当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师昌绪曾和印度孟加拉工学院联系想去做一名研究学者，这当然是他为曲线回国而想出的办法。但随着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美国当局便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一律视其出境为回中国。师昌绪便利用曾和印度大使馆有过联系，通过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印度青年外交官把信件转交给了中国政府。1954年5月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这封信成为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依据，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美国新闻媒体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波士顿环球报》还以通栏大标题报道：在美的中国学生要求回国，并刊登了师昌绪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照片。

为了造声势，赢得美国人民的同情，师昌绪等人又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申诉美国不应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并将这封信向美国人民散发。1954年夏天，师昌绪等人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就用花50美元买来的滚筒式油印机油印控诉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师昌绪将装得满满的两大皮箱信从波士顿运到纽约去散发。

1955年春，美国公布同意76名中国留学生回国名单，其中就有师昌绪。他的导师柯恩教授问他：“如果因为职务低、挣钱少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谢绝了导师的好意，于7月乘船离开美国，投入祖国的怀抱。

创新

师昌绪回国后，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怀有满腔热情、又风华正茂的师昌绪积极投入到了材料科学的研究之中。

50年代末期，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师昌绪从中国既缺镍无铬，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实际出发，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为了克服一般铁基高温合金的耐热性能差的弱点，师昌绪等人在设计成分时一反铁基高温合金中钛高铝低的常规作法，相应提高铝的含量，从而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808，代替了当时的镍基高温合金GH33作为航空发动机的涡轮盘。 

1960年冬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使我国高温合金的生产立足国内，师昌绪率队与抚顺钢厂共同攻关。当时他的妻子正怀孕需要照顾，他便每天早晚乘铁闷罐车往返于沈阳到抚顺之间，即使最冷的一二月份也是如此，备受艰辛。在几年的时间里，师昌绪几乎跑遍了国内的航空发动机生产厂家，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他被人们称为“材料医生”。

1963年，师昌绪接受了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空芯涡轮叶片的任务。当时叶片都是锻造的，航空材料界对铸造的叶片心存疑惑，做铸造空心叶片的风险更大。这个项目在国际上是保密的，国内也没有做过。师昌绪等人在航空研究院荣科总师的建议下，组成研究—设计—生产三结合形式，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冶炼、铸造等研制任务。他们铸造的九孔空心涡轮叶片，使我国的涡轮叶片发展一步迈上两个台阶：由锻造合金改为真空精铸，由实心叶片改为空心叶片。这是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个成功采用了精铸气冷涡轮叶片的国家，仅比美国晚了五年。

1975年，航空工业部决定把空心叶片的生产转到贵州170厂。师昌绪带头参加工作组去帮助生产。在107厂，他们住的是透风的工棚；喝的水是浑的，只有沉淀一会儿才能使用；吃的是大米、地瓜干和玉米面做的混合饭及南瓜汤，没有菜，连咸菜和酱油都没有，如不耐心和用力去嚼，则无法下咽。可师昌绪毫无怨言，而且非常乐观，与同志们一起完成了任务。该项成果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由于师昌绪在高温合金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业内公认他是我国高温合金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管理

1984年，一纸调令从北京飞到了沈阳。时任金属所所长的师昌绪被任命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由此他便开始了以北京为舞台的科技管理工作。他不再只是一个研究材料的专家了。他从面向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高度开展学部工作，组织学部委员们对钢铁、能源、通信、计算机、集成电路以及科技人员培训等问题进行了咨询，并报送国务院，受到高度重视。

在材料科学研究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师昌绪也很擅长做科技管理工作，他是我国少有的在几个重要的科研管理机构都工作过的人物。

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师昌绪被任命为副主任。他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工作。他认为基金委有学术性和机关性双重作用，而且首先是学术性。各学部主要成员必须具备较高研究水平，否则不是变成衙门式的官僚机构，就是成为专家的尾巴，自己无力辨别方向。为此他提出了学部主要成员的轮换制，并采取了特殊办法解决高水平人员不愿来京的问题。他还亲自制订与主编了《基金项目指南》，为国家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他主持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的启动与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广纳众议，对国家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被学术界认为对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颇有新建树。

1981年春夏之交。北京友谊宾馆的一间客房内。师昌绪与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连续几天都在商量一件重要的大事：讨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问题。四位院士起草了一份报告，呈送党中央。不久，四人又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阐述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1992年，师昌绪又与其他五名院士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再次阐述了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得到批准后，他是提出组建方案的主持人和筹备组副组长。到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宣告成立，74岁的师昌绪被任命为首任副院长。

为了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师昌绪还肩负着许多社会工作。1985年他担任中国金属学会材料科学学会理事长期间，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主持了由27个全国学会组成的中国材料联合会，并于1993年发展为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为了联合冶金工作者和汽车制造者，师昌绪推动成立了中国薄钢板研究组，并加入了国际深冲组。师昌绪在1992—1994年担任这个国际组织的主席。

生物材料是21世纪研究与开发的热点，我国因涉及几个学会不能联合而无法加入国际组织。师昌绪经过努力在1997年将他们联合成立了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并于1998年加入国际组织，避免了与彼岸的矛盾与冲突，今年他又参与到澳大利亚争取在2012年在中国召开第九届世界生物材料大会之举，并获得成功。他不是生物材料专家，但他热心促进中国生物材料的发展，完全出于对我国材料科学与技术进步的责任心。

属于乐天派的师昌绪自认为是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因此几十年来，他呕心沥血，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