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抱歉不能亲自来唐山出席社中央常委会，一是为省汽油少放CO2，二是怕身体不支，给人惹麻烦。请代我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同志表示问候。

会前，社中央领导让我围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样一个主题做一个发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是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的为人之道，做事之理、从业之德。我不想在理论上做过多论述。我只想结合我的人生经历，谈谈人活着为了什么，以及如何做人做事。

家庭出身及影响

我出生于1920年的一个农村大家庭。五代同居、四世同堂，也算是书香门第，因为祖辈出过进士。父辈兄弟6人，我们昌字辈共12人。当我1937年因匪难离家的时候，共计40口，可算是一个典型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特点是和睦相处，每有矛盾，反求诸己，因而很少发生争吵，不像巴金所描写的那个《家》。

这个家给我的是“以忍为先”，多做好事才不会惹起争议，从而也就心安理得。这个家几乎是人人平等，只有进士夫人（我的大祖母）和极个别掌门人有些特权，也就是中午吃点烙饼炒鸡蛋。全家一名厨师，做好饭后先满足长工，而后才是家人，这些过去我都很少说，因为这不符合阶级斗争观点，而是阶级调和。我记得1955年回国后，我说了一句“我是吃窝窝头的地主出身”，从而后患无穷，每次运动都挨批判，一直入不了党。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算放松了，并入了党，的确，家庭对人的影响很深，不能不承认，至今我对那个家还很留恋，因为17年的印象太深了。

经历

家在河北省徐水县，1920年到1937年，北方军阀时常拉锯战你争我夺：闫冯倒蒋、直奉战争，后来又有北伐战争，保定成为必争之地。在保定北面30里的大营村，深受其害。后来日寇入侵，更是使人不能安宁，所以青少年时代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而激发了我忧民忧国之情。

1934年徐水县立一高（高小）毕业，考入了有名的保定师范（就是《红旗谱》描写的那个抢粮食的学校，因受国民党军包围连树皮都吃光）。在那个学校我受到有益的教育：除了读书、还要务农，晨练耍大刀、打形意拳，为的是打日本鬼子；既增强了爱国的意志，又锻炼了身体，这一段时光，使我终身难忘。

1937年日寇入侵，全家南逃，到了保定以南感到“何时是终了”，于是家中几位青壮年男子南下到了郑州，我是其一。在郑州度日如年，便报名上了“冀察绥平津联合中学”，这是国民党政府防止青年北上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措施之一。后来这个学校搬到豫西淅川，易名为“国立第一中学”。简短捷说，在豫西攻读3年后，又考入了陕南的“国立西北工学院”，那是最为艰苦的地方，当时人们都说后方有三坝（坝是山区的小平原），那就是成都平原的华西坝，重庆的沙坪坝及陕南的古路坝，人称“天上、人间、地狱“，这些都是大学之所在地，西北工学院就在汉中附近的古路坝。

在学习阶段，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与此同时，从中学到大学我都是班干部甚至系会主席，全校学生会的领导，因为我肯花工夫，为同学服务，不拉帮结派、人缘好、包容性强；这些锻炼，有利于后来在社会上为人处事。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去炼铜。那时工作分配很合理，按考试成绩，总分第一先挑，于是我到当时最受人想往的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先进工厂——那就是四川电化冶炼。在厂两年多，考上了一个国外留学资格。1947年中，我又转到鞍山，从事钢铁工业。1948年鞍山解放，回到北平。当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领工资用面布袋，而且北平国民党军警日夜巡逻，我一看大势不好，留在国内也干不了什么事，于是利用在重庆考取的那个出国留学资格，走向国外。

1948年8月，我登上美国“麦格将军号”运输舰到了密苏里的一个小镇“罗拉”（Rolla,Mo）（密苏里矿冶学院），读的是冶金系，8个月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罗拉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种族歧视仍然很明显。罗拉地处南方，坐公共汽车，白人坐前几排，黑人坐后面；在公共场所，厕所也分白人和有色人种（coloured）。所幸他们对中国人视为白人，因此没有感到什么歧视。1950年我又到了芝加哥附近的圣母大学（Notie Dame University）获得冶金博士学位。时逢朝鲜战争，美国吃了败仗，于是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护照也吊销了，不得已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一个助理研究员职位。在麻省3年，边工作、边争取回国，在研究方面，主持美国空军基地（Datom Ohio）的“超离强度钢”的课题很有成效，发展成为用于飞机起落架的一个新钢种，后来引入中国，成为我国歼击机用的最主要钢种。在美国也算为中国出了一点力。

在争取回国过程中，我是主要积极分子，参加过多次会议。我们在波士顿的宿舍成为主要联络点之一；印制控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由我带到纽约发往全美。当时曾遇到过一个险情，一个列车员问我为什么要回国？我大吃一惊，以为他是特务，一打听，原来那天《基督教箴言报》刊登了我的专访大照片，他对上了号，真是有惊无险……。凡此种种，在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中国向美国提出“无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我们给周总理的信是重要佐证之一；日内瓦会议促进了“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个就促成了钱学森回国。

1955年4月，做为日内瓦会议的成果，我进入了放回76人名单，6月经旧金山乘“克里夫兰总统号”客船回国。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到金属所后，著名物理学家、九三学社老社员葛庭燧教授介绍我加入了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是当时金属所最主要的一个民主党派，党委委托九三学社负责人主持高级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从此，我一直是支社、分社的成员之一，最后是社中央常委。1984年到北京后，我在繁忙工作之余，担任社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主任，为九三学社的参政议政工作做了一些事。

在沈阳30载，从事的是航空发动机所用关键材料——高温合金的研究与开发 ，也介入了生产。在北京工作26年，换了很多岗位，从不懈怠。1989年被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7年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在国际材料界小有名气，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矿石、金属与材料学会（TMS），我是美国华人以外的唯一华人荣誉会员，全世界活着的会员 只保持在100左右，少一个补一个。

人生感悟

人活着为什么，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那就是人生观。我活着为的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在那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代，只要发现你亲共，多数遭到迫害，我们那时在美国敢于给周总理写信，冒着很大风险，怕的不是被关押几年，而是怕被遣送到台湾，因为我们持的是“中华民国护照”。那时确实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从富有的美国回到贫困的中国，为的是使中国富强起来。记得麻省理工我的那位大教授，一位世界知名的金属科学家柯恩（M. Cohen），问我为什么要回去？我的答复是“中国需要我，你们美国像我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真帮了我的大忙，美国侦缉局找他，他说了些有利于我回国的好话；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我要回国的事向美国空军基地通报，否则我可能仍生活在美国而不能回来。

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就不会斤斤计较，而是随遇而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当我分到中国科学院以后，上海沈阳任我挑，因为只在这两地有院属冶金方面的研究所，我完全服从分配，到了生活艰苦的沈阳。在沈阳金属所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在文革时期，沈阳极左，被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丧命，只因怀疑我在美国争取回国假装积极，为的是回来以后当特务；对此我并不在乎，丝毫没降低我的积极性。1972年得到“解放”，我反而更加积极，这就是正确的人生观所支撑。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唯一目标，个人的恩恩怨怨只是一个插曲。

到北京以后，不断转换岗位，先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任主任，1986年又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任副主任，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我74岁高龄被选为副院长。在此期间，除了完成岗位工作以外，还做了不少不该我管的事：如筹建了两个材料学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如今我仍是这两个学会的名誉理事长，我创办和主编了5种学术期刊，它们都是我国核心期刊，3个进入SCI收录。这些都是为了加强我国科技界的团结，并使我国科学技术走向世界。此外，我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过一些建议，如，1983年，我主持国家新材料长远规划的制定期间，与另一位高温合金专家高良，就迅速开展下一代大推力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上书国务院，得到采纳。1984年，我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钢铁、能源、通讯、计算机、集成电路和科技人员培养问题进行调研，并将成果报送国务院，受到高度重视，并纳入国家“八五”规划。我提出的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联合及相互渗透，领衔并与20多名科学家共同提出的中国科学院与国有大中型企业联合，推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建议，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并做出专门部署。因而有人称我为战略科学家。

谈了人生观之后就是如何做人。做人是一个人是否能做贡献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我此生有点贡献的话，主要靠的是我能海纳百川、平等待人，因此人们都愿和我交往和接近。人不能攀比，更不能有忌妒心理。人往往以自己之长比别人之短，心里就永远不会平衡；反之，就形成自卑。忌妒是万恶之源，它会造成不团结甚至相互倾轧。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忌妒心很强，这个单位一定是走下坡路，因为他怕别人超过他而设置重重障碍，甚至把他挤走。20多年前，我在赴美的飞机上遇到一位华裔学者，他说，中国在美国的学者忌妒心强。美国老板要找一个领导人，如果在华人中看中一位，向其他华人征求意见，别人都会说他的坏话；而老板看中一名犹太人，那些犹太人都捧他，最后选中了犹太人，其后果可想而知，这就是忌妒心理在做祟。忌妒会造成互相猜疑、互相拆台，永无宁日。个人如此，单位也是如此，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

80岁以后

人到80岁以后，算是真正的老人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在80岁以后，活动一点没有减少，只是没有负行政责任。

2000年，就是80岁那年，科技部找我：要我出任“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而这个中心既没编制又无法人地位，中心主任向全国招聘。当时国务院原有产业经济部门大多已并入国资委，其下属各类图书馆没有经费来源，如果把北京理工农医各图书馆都管起来如何操作，确实不容易，特别我自己对此了解甚微。为此，我推荐了基金委即将退休的秘书长为主任，同时科技部还聘请了对图书馆数字化十分精通的一名院士为副理事长，这个班子搭起来以后，运转十分顺利。过去各图书馆都是各自独立，订外文科技期刊重复无计划，自从中心成立以后，财政部拨款年年增加，外文期刊统一采购，工科归工科，理科归理科，图书馆的管理完全数字化，全国科技人员可以上网查询，并可提供全文。成为科技部科技平台的一个典范。这种局面的形成，靠的是形成了一个“和谐的集体”，各图书馆抽调上来的人，全心全意，不像一个“虚拟机构”。

2005年我85岁，感到资深院士也应发挥一点作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到了80岁就叫“资深院士”，不参加选举，活动也少了。资深院士都是科技界的精英和过来人，又没有单位的牵挂，可以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于是我倡议成立了一个“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大家推举我为会长，并征得两院领导的同意，于2005年4月正式成立。每年开展几次活动，就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提供咨询和讨论，也和中小学生面对面交谈。

总之，我是个闲不住的老人，除周末和汽车限行日以外，每周都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上4天班，连来带去8个小时，中午不午休，每天晚上睡4-6小时还要吃安眠药，到基金委干什么，接待来访、写文章，余下来的时间看资料，否则就要落后。

根据我的“效率手册”记载：2009年在北京接待来访202批次，在京开会56次，出京开会13次，包括沈阳、天津、成都、威海、上海、深圳和广州，还做了3次特邀报告，这就是我的生活。其实我的身体并不很健康，根据医生体检，我有冠心病、肺栓塞、高血压、糖尿病、痛风及持续房颤等；特别是免疫低容易感冒，时常引起肺炎和哮喘，为此曾多次住院。但是从外表看我确实像是非常健康的一位老人。有人问我养生之道，我的回答是“心态平衡，多做好事，不要闲着，多动脑筋，否则就要痴呆”。

最后，我想引用裘法祖院士的话作为结束语：“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