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院士，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一份如履薄冰的责任，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辛勤的耕耘，他们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折射出智慧的光芒……欢迎大家每周二上午10点锁定腾讯科技院士访谈栏目，和我们一起聆听院士们的心路历程。

2006年10月17日上午，师昌绪院士作客腾讯，漫谈《人生》。

郭桐兴】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院士访谈栏目，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师昌绪先生。师老您好，欢迎您。

【师昌绪】 谢谢你。

【郭桐兴】 师昌绪先生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特约顾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原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联谊会主席。首先请师老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还有您求学的经历，好嘛？

【师昌绪】 好的。我是出身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1937年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家有40口人，应该是五世同堂，四世同居，我们家在光绪年间也出过进士。

【郭桐兴】 我看资料介绍，是您的伯祖父是前清进士？

【师昌绪】 对，但我们家的成分是“地主”。（笑）我小的时候是四十口一个大家庭，怎么样能够相处，我觉得对人的影响很大，主要是一个“忍”，如果不忍耐的话，因为不同的姓氏，如嫂嫂、婶子、母亲，不同的姓氏组成的一个大家庭，父辈之间也难免有一些矛盾，因此以一个“忍”字为先。我自己的性格可以说是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就是能够忍耐。今年我86岁，这80多年来，我的忍力很强。一方面是工作的忍耐力，一方面是对人的忍耐力，都是很强。

【郭桐兴】 我看你的性格非常温和。

【师昌绪】 主要就是忍耐，忍耐是和谐社会一个最主要的基础。如果大家不忍耐，就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对一个家庭来说不能和平相处，对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和谐。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在河北徐水县的乡村，北方的大家庭实际上还是很苦的。我整个的幼年、青年时代，实际上主要是吃窝头、小米干饭长大。所以小的时候还是比较能吃苦的。

我们村尽管是有一百多户，但我们村连个小学都没有，因为没有小学，所以到临村去上学，大概有两三里的路程，早晨去，中午回来吃饭，吃完午饭再去上学。所以和现在的学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现在学生上小学，父母都要送，还要坐车，我也因此养成了一个吃苦的习惯。

【师昌绪】 第二点，我小时候一个最大，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受当时中国战乱的影响，因为地处保定一带，军阀混战，我们家又因为是大家庭，名声在外，往往就到地窖里面去躲藏。特别是1931年9•18的事变，那个时候我刚上高小一年级日本侵占沈阳的消息传来，我们全班大哭一场，包括老师，感觉到中国要亡了，所以那时就想中国必须要强盛起来。后来我又上了中学，我们这个中学是很有名的，叫保定第二师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学校，过去我们看红旗谱，这本书里面描写的就是保定师范被国民党包围以后怎么样把树叶都吃光了，我就是上的这个学校。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改组了，是劳动生产教育。我们因为是大家庭，没有怎么下过地，但保定师范是劳动生产教育，也就是真正的下地干活，每周四个半天，星期天都被占了，十分艰苦。

【师昌绪】 所以在中学时代不但有了一个非常勤劳的训练。特别是当时日本占了东北以后，又想华北自治，当时有一个宋哲元将军领导抗日，用大刀和日本人作战，日本人最怕大刀，不怕子弹，所以我上的第二师范每天早晨都练大刀，就是准备抗日。因此爱国主义思想很浓厚，七七事变以后就跑到了后方，那时候我们这个大家庭也瓦解了，因为不愿意给日本做炮灰，所以我们家里面可能被抓当壮丁的都跑到后方去了。

【郭桐兴】 当时河南是后方？

【师昌绪】 对。多数人是跑到了山西延安参加抗战，当时共产党在山西有个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我们家里有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就上了冀察绥平津联合中学。不久，这个中学辗转来到豫西，改名国立第一中学。因为后方条件很艰苦，经常到山里去背柴。因为都是流亡的学生，大家的感情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唱《松花江上》，大家都是按照歌来唱，而我们那个时候唱这首歌都是痛哭的唱，因为感情在那儿，流亡在后方。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我的第一思想就是爱国，后来几十年里面的我的心路就是爱国。中学毕业后就考到西北工学院，我们知道抗战以后成立了两个临时大学，一个是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就到昆明变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北大、清华、南开。还有一个是西安临时大学，后来步行到陕南，就是汉中这一代，就成立了一个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这几所大学成立的。但是不久就分成了若干个独立学院，有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还有一个西北大学。我就考入了西北工学院。

因为当时受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主张实业救国，主要是开矿、炼钢，所以就进入了西北工学院矿业系，就是采矿冶金系。在那里上了四年， 1945年毕业以后在国内呆了三年，先是在资源委员会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后来到了鞍钢，鞍钢解放以后，我又回到北平，当时我一看北平很乱肯定也会解放，因为当时我在国民党时期考取了一个出国留学的资格，所以就到美国找了一个学校，继续求学。1948年8月，我就到美国去了。

【郭桐兴】 您在美国哪个学校？

【师昌绪】 在密苏里大学的矿业学院。当时这个学校是美国三个著名矿业学院之一，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948年9月入学，5月就拿了硕士。后来我又到芝加哥附近的欧特丹大学，用两年半拿了博士。在我念博士期间，正好是朝鲜战争。我本来想拿了博士以后就回来，而且当时北洋大学也聘我到那里去教书，但因为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打了平手，当时他们就感觉到中国太厉害了，因此就下令所有的学理工的学生都不许回国。实际上我在念博士期间就想通过第三国，像印度、瑞典、巴西，给写过信，就是到他们那里去做事，然后再回来。但美国移民局说：“不管你想到哪儿，只要想离开美国的国境，就认为你要回到红色中国”。所以一下就堵住了。因此我就回不来了，于是就在麻省理工找到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事，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那个时候没有博士后，就算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

【郭桐兴】 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后？

【师昌绪】 对。实际上就是做研究工作，麻省理工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我的教授也非常的仁慈，所以在麻省理工的这三年里，基本上是白天做研究工作，晚上、周末基本是干争取回国的事儿。

【郭桐兴】 时刻念念不忘的回到祖国。

【师昌绪】 对。1953年有一些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在大西洋城附近开了一个夏令营会，这个夏令营会目的就在于谈怎么样回国，而不是什么夏令营。

【郭桐兴】主要是 以夏令营的形式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回国的问题？

【师昌绪】 对。这是1953年夏，当时我们用留声机来放《歌唱祖国》、《白毛女》，大家一起学唱。白天玩，晚上讨论如何争取回国。当时在美国，如果你特别强烈地要求回国，他就给你戴一个非法居留的帽子，因为那时移民局把所有人的护照都收走了，所以当时有几个人就受到了拘留。他想把你拘留起来，就说你非法居留。因此我们在夏令营上就讨论，不能个别争取，因为它可以随时给你戴一个非法居留的帽子。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是向全世界公开，这样的话，美国政府就不能随便抓人，二是和国内取得联系，要取得国家的支持。

【师昌绪】 当时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我们要回国，曾经写了一两千封信，还买了一个油印机，我们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全世界人，特别是美国人的同情，不是抗议，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是还没有结婚什么的，据理力争。我们也写信给美国艾森豪威尔（当时的美国总统），也说我们家里还有老少，要结婚，应该让我们回去。我们写了两千封信，有两大皮箱，我们不敢在我们所在的波士顿发出，怕暴露了而受到迫害。所以我们就到纽约去了，因为纽约人杂，中国人也多。这里出现了一个插曲，我那两大皮箱的信，是我坐火车送过去的，一到火车上，就有一个列车员，他一看就说你为什么要回国，我就想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国，我还有两箱子的信，是不是什么特务，我就假装镇静，说我还有父母在家里等，后来我发现《基督教箴言报》那天登了我一张大照片，就是我要回国的大照片，根据这个大照片就认出我来了，当然也是虚惊一场。我在印度大使馆曾经申请到印度去做事，后来我们又到印度大使馆，请他把这个信转给中国，当时印度大使是袁仲贤。这个信还通过了别的渠道，都送到周总理了。

第二年的日内瓦会议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当时我们的黄华大使就向美国提出抗议，不应该扣留中国留学生，在这个情况下，美国人提出了反要求，因为抗美援朝的时候，他的飞机曾经到过东北被我军迫降以后有十几个飞行员成为我们的俘虏，他们提出交换，那个时候的媒体还没有电视，主要是广播，几乎天天报道这个事情。后来就放了第一批76个中国留学生，我是其中一个。

【郭桐兴】 您是当时第一批回国的？

【师昌绪】 我是76个人中的一个。与此同时召开了大使级华沙会谈，我们闹腾，因此起了两个作用，一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凡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可以回国。谁想回来就向印度大使馆登记，还给路费，然后你就可以回来。另外一个是在大使级会谈中首先争取钱学森回来了。

【郭桐兴】为祖国提供了人才资源。

【师昌绪】 对。因为这批留学生回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当时的老板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大照片，问我为什么要回国，那时候就不得不说真话了，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有很多，而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我们那个老板是国际上很有名的金属学家，在美国材料界有很高声誉，他问是不是嫌工资低了，我说什么都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只能回国。他这个人很好，他说“听你这样说是应该回国，以后政府要问的话，我们就向着有利于你回去，帮着说好话”。

【郭桐兴】 您回国的历程是很有趣的事情。您现在是咱们国家著名的材料科学家，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材料领域的主要成就，以及您工作的一些情况？

【师昌绪】 我很爱国，因此回国以后我并没有挑地方，就给我分到科学院，当时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先生找我谈话，他说可以去上海也可以去沈阳，当然从生活条件来讲，应该是上海比沈阳要好，我觉得应该服从国家的分配，我说哪儿都行。后来金属所的党委书记把我领到沈阳去了，所以我在沈阳待了近三十年。

在沈阳的工作主要从事高温合金的研究与开发。高温合金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愈高，效率也愈高。1964年我国为提高发动机的性能，提出要搞空心涡轮叶片，因为由于熔点所限高温合金不能在很高温度工作，采用通空气冷却办法可以降低叶片温度。当时我国没有空心涡轮叶片技术，于是金属所与设计和生产单位采用三结合的方式便承担了这一任务，用了不到二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那时只比美国晚了5年，英国和苏联都还没有。因为工艺难度大，又有自主产权，并大面积推广，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其水平可以用英国罗罗公司(世界最先进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之一)总设计师在沈阳看到我们的叶片以后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说：“单单凭看到你们这一成就就没白来中国一趟……” 。

【郭桐兴】 铸造是不是比锻造的技术要高一些？

【师昌绪】 也不一定是高一些，因为铸造有很多优点，第一：相同的成分，铸造比锻造可以高20度。还有一点，铸造生产比较简单，锻造要做成合金锭，然后锻成棒材，再模锻成叶片，所以比较复杂，成材率低。金属所组织力量，我做组长，与设计单位和工厂相结合就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铸造镍基空心涡轮叶片。这个叶片现在还在用，已经三十几年了。生产了几十万片用于很多先进航空发动机。当然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郭桐兴】 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师昌绪】 对。我在沈阳做的工作，国家级奖励有十多个。全国做高温合金的那几个老人基本上都退役了，我还在起作用。1980年，我入选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调京任技术科学部学部主任，一干就是12年。

【郭桐兴】 这以后您就调北京了？

【师昌绪】 对，从1984年调京，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尽管还是金属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但是主要还是在北京。当技术科学部主任期间，1986年我又调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我算是第一届的副主任，主管政策局和材料与工程学部，当然也做了些开创性的工作。

四年以后，我又参与倡导成立中国工程院，因为我们感觉到科学院主要面对科学家，但我们大量的是工程师，如果发展经济，主要还是靠工程师，当然科学家也很重要，但是真正发展经济，还是要靠工程师，因此我们认为工程师的地位亟待提高，后来我们六个人，又向国务院、党中央提出成立工程院。1994年开始筹备，筹备组长是国务委员宋健，我算是副主任之一。

【郭桐兴】 就是中国工程院筹备组的副主任之一。

【师昌绪】 对。实际上主要负责筹备的还是我，因为我当时是技术科学部主任，1994年工程院成立，选举了第一批院士，我们这几个发起人变成了两院院士，院长是选举的，科学院的院长是国家任命的，工程院是完全照国外的体制，是选举出来的，选举了我当副院长，我那个时候是74岁，照现在规定是不合格了。工程院是完全参照国外的模式，没有下属单位，科学院有一百多个研究所，是照苏联的模式。

【郭桐兴】 您给咱们国家材料科学界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师昌绪】 在这个期间，包括国家材料规划、评奖、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的建立与评估，我参与了很多。所以对中国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郭桐兴】您为我国科技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士，事业的成功好像与个人的智商、情商都有一些关系，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对智商和情商是怎么看的？您认为这两者有什么联系？

【师昌绪】 我是保定师范毕业的，当时就念过教育学，教育学里就有“智商”这样一个名词，智商就是智力年龄与实际年龄相除，什么叫智力年龄，比如说我出了很多题，应该是八岁答出来的，你七岁就答出来了，这就是智商高。如果是十岁还没有答出来的话，那就是智商低。那个时候衡量一个人智商高，智商低是靠这个。当时有一个说法，是美国人测出来的，犹太人智商最高，中国人次之，美国人最低。智商是衡量一个人的聪明程度，但也不能太绝对。智商是法国人在90年代初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有人做过上千人的统计，说智商高的，并不一定是成就最大，后来就发现，智商高的，如果与别人合作不好，也没什么成就。

【郭桐兴】 到时候可能也一事无成。

【师昌绪】 所以1990年美国人又提出来一个情商，什么叫情商？实际上就是指能够正确认知自己，正确评价自己；能够抑制你的情绪。如果老觉得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都是情商低的表现。情商还表现在对人的关系，那就是关心别人，团结别人，正确对待别人。

【郭桐兴】 就是正确评价自己，正确认识自己，还要能够正确对待别人，这样的情商才高。

【师昌绪】 对。后来发现智商高的，情商高的，成功率比较高。

【郭桐兴】 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师昌绪】 对。对人应该是平等对待，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情商，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多半是集体完成的。如果你和别人的关系都搞不好，那别人也不愿意和你合作。但是这里我必须强调，情商不是吃吃喝喝、拉帮结派达到哥儿们的团结，而是考人格魅力。

【郭桐兴】 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提倡团队精神，没有团队精神，单打独斗，要想做成一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师昌绪】 所以我总说我们要强调德、智、体、美、群，群就是指群体。如果没有群体观念，老想突出个人，是很难有很大成就的。我们足球打不好，我看与我们的团队的协调精神太差有关。我们做事情也是一样，如果老觉得自以为是，有一点挫折，就互相埋怨不能善待别人，这都是情商低的表现。

【郭桐兴】 这就是情商低的表现。

【师昌绪】 对。当然智商非常高，可以和别人不打交道也可能有所发现、发明、甚至得诺贝尔奖，那就不需要别人帮助。但这是极个别的，特例。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70%在于情商，就看你的工作性质。我总是跟别人讲，大家应该团结起来，特别是年轻人，应该培养这方面。智商加情商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该培养情商，就是培养他能够跟别人合作，培养他能够正确对待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如果老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你就看不起别人，也不可能跟别人合作。

在学校里面除了培养他的智商以外，情商也同样重要，培养能够和大家一起合作。

【郭桐兴】 您能不能给我们年轻人，在人生历程当中，提一点建议吗？

【师昌绪】 我觉得应该培养年轻人的爱国主义，热爱祖国，爱国是一种动力，它不会衰减，我觉得我现在的所有动力，就是来源于小时候的爱国。再者要爱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引导我们向正确方向走。第三个是要热爱劳动，通过劳动也可培养你劳动人民的感情。我觉得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劳动，“三热爱”，这是整个素质教育里面的核心内容。如果光爱自己，这个肯定不行。我对这一点的体会最深，我刚去美国的时候，人家看不起你，认为你不是洗衣裳的就是开饭馆的，现在就不同了，主要是中国强大了。所以热爱祖国是第一位的。

第二点，要学会做人，这一点也很重要，要平等待人。现在有些人就不能平等待人，看你有钱、有势，就巴结你，这是很不好的。我觉得我自己，如果是有一点优点的话，就是能够平等待人，所有和我接触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政府高官，还是下面的司机同事，也都是一视同仁。所以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什么话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能平等待人。

再一点，不要攀比。这是心理平衡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现在往往攀比，比如说你有个车，是个小车，我就想买个大车。你没车，我有车，我就比你高等。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坏，和国外不一样，外国人不像我们互相攀比这样厉害。在国外的中国人也是以攀比出名，你买的房子大，我比你得更大，中国人好攀比，这很不好。

再一个就是嫉妒，嫉妒心是最坏的。因为人要上进，在国外的话，你上进，我经过努力要比你更强。如果我们有嫉妒心理，就是我强，是通过把你压下去，显得我比你更强。如果你强，通过努力我更强，这是社会的进步。如果是我把你压下去，显得更强，这就是倒退。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至少是在国外的中国学生有这种现象。要多看别人的长处，不要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因为每个人都有长处。有的人是先把你当成坏人，处处设防，关系肯定搞不好。应该是先把对方当成一个正常的人，各有缺点和优点。不要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容易骄傲自大。

还有一点就是诚信，诚信非常重要，是个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大问题。如果要想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诚信非常关键。诚信就是对人诚意，对人应该仁慈，做事情认真，对人要讲信用。做学问的人要实事求是，不会东抄西抄、弄虚造假。所以我觉得学校要提倡诚信，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这一点需要解放思想，我们学校有一点和国外的不一样，就是容易迷信权威，权威过去做报告，很少提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敢于和权威挑战的勇气，创新型国家需要年轻一代，要有自信心，要有爱国思想，使中国强大，而不是贪图享受，那只能消耗国力，而不能创造财富。

【郭桐兴】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讲了这么精彩的内容。师老刚才给大家讲了他的传奇人生经历，也给我们谈了很多他对生活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们再一次向师老表示感谢！同时我们也谢谢观众和网友，观看我们院士访谈栏目！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