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自1955年回国以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5—1978年主要从事金属材料的研究、开发和推广，这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卷中已有所交代。从1978年到现在的一段，则以科研组织管理工作为重点，大致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科技管理。1978年李熏所长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后，作为常务副所长，金属所的业务工作，便由我来主持。1980年我被任命为所长，一直到1985年。金属所是一个名家如林、成绩显著的大所。像我这样一个声望不够高、性格软弱的书生，其难度可想而知。80年代初，鉴于腐蚀科学的重要性，我主动承担了筹建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的任务，作为兼任所长，在选址、征地、组织队伍、确定研究方向等方面作出很大努力。这个所是由长春应化所及金属所有关学科组成的200人左右的一支队伍，他们能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十几年来已形成了具有一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单位，在国内外有较高的知名度。1983年春李熏副院长不幸谢世，他所兼任的技术科学部第一主任一职由我接任，一直干了13年，到1996年6月才卸任。在任职的前几年，技术科学部是管辖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实体，大到各所研究方向的确定，小到研究员提升的审定，往往应接不暇。在此期间由于接触面广，学习了不少专业知识，也结识了不少朋友。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我被聘任为副主任，在任职的五年内，除了分管材料与工程学部以外，还有政策局和管理科学组，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如《申请项目指南》的制定与编写，《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的启动与编写等。不懈地努力和勤恳地工作得到了广大同事的爱戴与拥护，所以在1989年选举全国劳动模范与先进工作者时，在完全自由投票情况下，我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大会。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倡议成立中国工程院早在1982年我就参与了。那时受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李熏主任的委托，由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和我四个人组成小组研究成立工程院的必要性并提出初步方案，经过几天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意见，上书党中央和国务院，未能实施。而后，每年人大会、政协会以及个人不断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或扩大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建议。1992年4月21日由张光斗、王大珩、张维、侯祥麟、罗沛霖和我又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建议。5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做出了肯定的批示，并请中国科学院牵头商有关方面提出意见。这项任务就落到技术科学部的头上。不久成立了一个以宋健国务委员为组长由45个科学家和部门代表组成的筹备组，我被指定为筹备小组副组长之一。在整个筹备期间，自然花费了很大精力，特别是有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作为发起者的“老科学家”，起到一些作用。在首届院士大会　  上，被选为副院长之一，像我这样偌大年纪还担任这样的职务，主要是希望新成立的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共同发挥作用。我也愿意为此站好最后一班岗。

（二）学会工作。80年代以前，我担任过中国金属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但没有做实际工作。进入80年代，中国金属学会下面的一个材料科学学会选我当了第一任理事长。当时考虑到材料科学涉及各类材料而不只是金属，除材料生产之外还有应用，于是在中国科协的组织下，成立了一个包括27个学会有关材料的部分，组成了“中国材料联合会”，选我为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就是当今“中国材料研究学会”（CMRS）的前身。在CMRS的成立过程中，我也尽了很大努力，包括几次出席国际会议，防止出现“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问题等。我目前虽然只是一名顾问，但有些难办的难题，我还要作更多努力。

汽车薄板的品种质量是发展汽车工业关键之一，早在80年代初，日本理化研究所的吉田清太教授就提出来要帮助我国生产合格的汽车薄板，几次来中国，要我们组织一个包括研究、生产与实用汽车薄板人员为一体的“中国汽车薄板研究会”，以我为主席，便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并于80年末加入了“国际深冲研究会”（IDDRG），1992年在我国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会上选我为1992—1994年度的国际深冲研究会的主席。由于吉田的倡导，使我国研制成功含磷汽车薄板，为我国汽车减重作出了贡献。 同时，中日互访和学术交流达七八次之多，使我国钢厂和汽车厂的有些工程师们受益匪浅。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去秋今春的事。生物医用材料是材料领域最活跃的分支之一，国际上有一民间组织，每次大会参加人数以千计，我国有一位这方面颇有成就、又有活动能力的专家多次参加会议，并受到这组织领导集团的承认，同意我国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但是我国有个别权威写信给他们，说了我们这位教授不少坏话，并声称他不能代表中国。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加入该组织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专业组织。为此，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朱鹤孙教授找我商量，要我出面把国内几个学会有关生物医用材料部分组织起来，我写信给中国科协，讲明这个意图，在科协的努力下，终于组织起来了，但是一定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主席，否则难以达成协议。在万般无奈下，勉为其难，可喜的是今春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经过我国代表的艰苦奋斗，终于被接纳为团体会员。

（三）编辑出版。出版工作是传播研究成果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也是提高民族素质、宣扬国威的一个渠道。为此，在此阶段我以相当精力关注在出版工作上，80年代初我创办了《能源材料》杂志，后来又改为《材料科学进展》和《材料研究学报》，与此同时，中国金属学会急于创办一本有关金属的英文杂志，苦于找不到人承办，我便接受了这项任务，主编了一本《Chinese Jour. of Me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金属材料的英文杂志，并由纽约Allerfon出版社行销国外。几年前，这本杂志实现了国际化，不但有外国人作编委，而且刊登相当数量的外国文章，更名为《Jour.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本刊已进入SCI索引系统，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金属学报》在我国材料杂志中无论在索引刊登量或引文数都属第一，在国内影响很大。1956—1983年的主编一直是李熏所长，我是编委会常委；李熏去世以后，由我任主编，一直到1996年。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以后，我又创办了《中国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进展》（中英文版）。前者我任主编五年，后者一直到今。《自然科学进展》是一本高档次杂志，也已被SCI收录。

进入90年代，我还主编了一本《材料大辞典》（化工出版社）和一套《材料科学技术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二者都有400万字左右。在编写过程中，发动了国内高水平专家加入编写行列。前者已将版权售予台湾出版商。近年来又发现一套由R. W. Cahn(英)、P. Haasen(德)、E. J. Kramer(美)主编的《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共18卷，由德国VCH公司出版，售价折合人民币约5万元，像这样贵的书，国内只有个别图书馆买得起，又因版权问题而不能影印，如此国内只有个别人能看得到此书，所以我提出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如此，不但有更多的材料工作者看到此书，而且可以扩展到长期在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于是我建议买下本书的翻译权，并在中科院弄到几十万元，现已签订合同，正组织力量开展这项工作，预计1997年底可以问世。

出版工作并不是每次都是成功的，几年前由中科院组织的《科学技术前沿大百科》，由于资金不落实，出版社能力不足，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已编就的学科，交稿两年也未能出版，正在编写的几卷，前途也很渺茫，为此，我感到十分内疚，因为发动了很多院士和专家，无法交代。

（四）咨询服务。咨询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论文的评审答辩、项目的论证、课题的鉴定以至国家规划的制订等。自8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以来的几十年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光从事这类工作。现仅就其中较为有影响的列举如下：1983年前后在国家计委和科委的主持下，我负责主持新材料计划的制订，历时近一年，在建议的八个重点领域中，有六个列入了国家攻关计划，其余两项目前也都有发展前景，如电动汽车的高效储能材料，“863计划”实施的初期是以跟踪为主要目标，在成都和苏州召开的会议上，我强烈地提出“必须重视创新”的建议，因为高技术的核心是创新，否则“跟踪”也是无法实现的。作为“863计划”新材料领域的顾问，也做了一些工作。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方面我也曾付出一些劳动。特别在利用世行贷款建立7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58个专业实验室的立项及可行报告的评审，作为国家计委聘任的专家组长，从1988年到1991年付出了很多心血。在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还主持对重点实验室的定期评估及运行费的评议工作；两项工作分属二委（计委与科委），执行不同标准，在我努力下，把他们统一起来了；在评审方面上也不断改进，使我们的评审做到规范化。1996年在两委的委托下，我还主持了我国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的评审，投资强度大，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

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具体科技项目方面做出有创造性的成果固然是非常重要的，而科学管理与组织也不容忽视。有人说我在后者所起的作用比前者更为重要。我是一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要对国家科学及发展有利，便努力而为之，因此，几十年来，疲于奔命，有时连星期天都被占用了，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转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